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正式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當他提出推進軍隊改革時，並未遭遇多少反對聲音，甚至被幾乎所有人寄予厚望，然而，僅僅6年多後，到1991年12月25日，蘇軍不僅沒完成改革目標，反而被徹底瓦解。
對這段歷史，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讀，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已故學者威廉·奧多姆的這本《蘇聯軍隊的瓦解》令人印象深刻，它超越了講講幕後故事、秀一把立場的層面，而是從軍事專業的角度展開分析。
蘇軍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1985年時，蘇軍毫無疑問是世界第一大軍隊，在很多人眼中，它也是最強的。
近600萬現役軍人，2500萬後備軍，能用火炮發射核彈頭，在大多數武器儲備上佔壓倒優勢……此外，因衛國戰爭中表現優異，這支軍隊成爲蘇聯人的驕傲，雖然它曾多次鎮壓民衆。
但，巨無霸的底盤已發生鬆動，“二戰”後建立的軍工體系設備老化，無法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尤爲麻煩的是，阿富汗戰爭讓“紙老虎”馬腳盡露，蘇軍組織僵化、紀律渙散、戰術落伍等問題統統爆發了出來。
爲全球爭霸，蘇軍年消耗國民產出的20—40%，而美軍只有8%，考慮到雙方經濟總量的差距，這讓蘇聯備感壓力山大，不放下這個包袱，經濟發展無從談起。
蘇軍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從高層到基層，這已成共識。只是誰也沒料到，這一改卻將它送上不歸路。
中層失序的困境
在戈爾巴喬夫看來，蘇軍改革難度不大，只要裁減現役軍人數量，關停一批落伍軍工企業，引進最新技術，減少對社會資源的佔用即可。總之，治標即可，無需治本。
但，改革需要資源，戈爾巴喬夫除了幾個耍筆桿子的宣傳員外，幾乎指揮不動任何人。
自勃日列涅夫執政以來，蘇聯的極權主義由於失去了鐵腕的恐嚇，只好採取獨特的“贖買”方式來管理，即高層通過特許腐敗來籠絡中層，從而維持住表面的服從與秩序，其結果是上下互相欺瞞，這個隱形的利益鏈條盤根錯節，充斥着蘇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結果是：沒有新的利益賜予，根本無法推動中層去完成任何目標。
強行驅動這個凝固的格局，難度太大外，風險亦高。戈爾巴喬夫必須找到體制外資源，與中國改革面向市場經濟不同，戈爾巴喬夫把目光投向外交領域。
戈爾巴喬夫的暫時成功
短期看，戈爾巴喬夫非常成功，他的“新思維”“公開性”“民主化”雖定義模糊，卻引起西方領導人的巨大興趣，迅速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
一般來說，改革的資源準備至少要包括四點：一是個人威信，二是外部環境，三是資金，四是幹部隊伍。
在前三點上，戈爾巴喬夫如償所願：首先，他不再是原來那個靠搞農業上臺的小官僚，而是世界政壇的明星，自列寧後，還沒有哪位蘇聯領導人國際影響這麼大這麼好，這給了他號令手下的底氣;其次，由於成功說服西方放棄敵對態度，爲裁軍爭取到了足夠的空間;第三，因允許兩德統一，蘇聯得到了大量外資投入的回報。
還有一點標誌了戈爾巴喬夫迂迴戰略的成功，軍方普遍認爲他的“新思維”是對西方陣營的欺騙手段，老頭兒們對他的“機智”讚賞有加。
可以說，戈爾巴喬夫打出了一張好牌，這爲他實施“軍隊改革計劃”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走進小馬拉大車的困境
但，戈爾巴喬夫，大錯特錯，他低估了“軍隊改革”的難度，憑藉外交爭取到的那點戰略資源，來做這麼大的改變，其實是“小馬拉大車”。
因爲，戈爾巴喬夫事先沒意識到，蘇軍對社會的綁架程度如此之深。
蘇軍指導思想帶有“末世論”色彩，即經過一場戰爭，人類將徹底清算此岸的一切罪惡，從此跨入新時代，爲實現這個脫胎換骨的變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幾乎所有蘇聯軍官都認爲只要戰場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他們把它當成戰術武器，根本不在乎其後果。正是在這種建軍思想的左右下，蘇聯其實是一個正在長期戰爭動員中的社會，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都圍繞着“如何打贏”而安排。換言之，改革蘇軍，其實是要對蘇聯社會進行一次整體性改革。
裁下來的士兵如何就業?傳統兵工廠怎樣轉型?新技術如何應用?軍隊削弱後，如何維持秩序?如何應對民族主義分裂勢力的挑戰……凡此種種，都需要全方位的資源準備，從外交上找突破口，從戰略角度看，很可能找錯了方向，畢竟外交是無法培養出一支內政幹部團隊的，戈爾巴喬夫很快便嚐到了苦果：他撤換了許多“僵化”的幹部，可換上來的年輕人依然“僵化”，他們根本搞不明白什麼是“新思維”。
深陷保密社會的泥潭
在軍隊改革中，戈爾巴喬夫遇到的最大麻煩是，軍工廠領導、高級軍官們佔有着太多社會資源，他們不願主動讓出既得的東西，所以他們便通過信息封閉的方式來愚弄他。
在蘇聯，保密擁有極高的合法性，只要虛擬出一個敵人，任何一個有點權力的單位都能跑馬佔圈，嚴禁他人涉足。長期以來，高層以爲這種保密有利於自己，是忠誠的表現，因此大加鼓勵，可沒想到的是，這種保密其實也在蠶食着自己。當動輒都是祕密時，戈爾巴喬夫也搞不清軍隊的情況究竟怎樣，他的每一個改革新計劃都猶如打在棉花牆上，被官僚系統化解於無形，而他的外交謀士們和他一樣懵懂無知，根本拿不出什麼好建議。
1987年5月28日，西德19歲飛行愛好者魯斯特駕駛一架小型民用飛機穿越蘇聯800公里領空，在紅場成功降落，這給蘇軍帶來毀滅性打擊。
靠外交資源在勉強支撐的戈爾巴喬夫震怒了，他懷疑是將軍們故意製造這一醜聞，讓他在西方盟友和蘇聯人民面前顏面掃地，這讓他和軍方的矛盾徹底激化，然而，他沒有幹部儲備，沒有軍事知識，不瞭解軍方家底，除了罷免幾個“替罪羊”，他又有什麼辦法把軍隊改革深化下去呢?
深感委屈的軍隊乾脆採取不合作態度，他們知道這麼做的危險性，可爲了保護既得利益，他們寧願共同毀滅。
戈爾巴喬夫怎麼也沒弄明白，爲什麼改到哪裏，就會亂到哪裏，那些看上去很聽話的將軍們爲什麼就是幹不好似乎很簡單的事，而每次災難到來時，他總是最後一個知情者。
戈爾巴喬夫畢竟只是個官僚
在老頭兒們看來，戈爾巴喬夫畢竟是傳統體制選拔出來的，如果不是膽小怕事、善於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後，所以，“他不會亂來的”。可結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對“凝局”，戈爾巴喬夫個性缺陷顯露了出來。在本書作者看來：
首先，他不敢承擔責任，總是等局面惡化後纔派軍隊出擊，蘇軍空降師本是一支四處滅火的勁旅，可一線軍官發現，戈爾巴喬夫只會暗示開槍，卻從不下令，出了問題後，他總是讓別人扛雷，沒有什麼比上級的出賣更令人灰心的了，軍隊從此失去忠誠度。
其次，戈爾巴喬夫並不是一個真正擁有民主意識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與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從來不想讓各加盟共和國自由，寧可採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爾巴喬夫擁有舊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虛榮，明明民族主義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終不承認存在問題，以爲看不到就沒發生，以爲靠僞裝鎮定就能嚇得別人噤若寒蟬。
雖然戈爾巴喬夫的爺爺曾被斯大林關進“古拉格”，這讓他對極權制度的罪惡有所反省，但他從來沒在正常社會中生活過，他是在陰謀、欺騙、說謊中生長起來的，在他一生的奮鬥中，領導提拔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非同儕間協商、爭論和讓步，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各方能接受的角色，並不是他能力強，只是他缺點少。當他終於大權獨攬時，人們才驚訝地發現，一旦沒有約束，他其實一樣是滿口謊言，一樣是莽撞粗魯，一樣蔑視法則和美好情感。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身邊從沒有真正平等的對話者，他一開始甚至沒想過要軍隊改革，至於選擇以外交爲突破口，也可能僅僅是爲了滿足他夫人賴莎出風頭的願望。
戈爾巴喬夫靠扮演聖誕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資源，可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爲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爾巴喬夫不敢下令軍隊開槍，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號的分裂行爲，甚至聽任輿論一步步揭出蘇軍底牌，令其名譽掃地……終於，他只能靠“假政變”(在本書作者看來，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釋)來解套——既讓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沒有他，反對派會多可怕，所以應該允許他鐵腕一點;又讓蘇聯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徵。
可惜，這場滑稽戲讓軍隊名譽掃地，他也失去了權力的基礎。
給讀者的啓迪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視改革的艱難，做好充分的資源準備。當影響力、向心力、社會資本等出現問題時，這是一個巨大的警號，像蘇聯後期那樣，腐敗甚至已無法引起普通人的憤怒，大家連抨擊它的慾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調侃來表達自己主張時，這說明改革已進入進退維谷的難局，在一個“說什麼大家不信什麼”的環境中，改革再好，也會出現合法性危機。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組織崩潰。改革需要有執行力的中層，但中層往往也是腐敗多發地帶，一旦它被腐敗裹挾，就會利用專業知識來綁架社會，結果是高層談改革，中層談管理，高層談開放，中層談穩定，就這樣，打着管理、穩定的名義，中層事實上篡奪了高層的權力。那麼，中層真的特別關心管理、穩定嗎?其實，這不過是障眼法和迷魂藥，只有高層不瞭解基層，中層才能漁利，所以中層的天性就是不斷創造專業、程序、制度、規定、機密之類來，以保證自己的利益空間。
第三，警惕“戰略消失”。在蘇軍改革中，戈爾巴喬夫與他的智囊們始終沒有站在戰略高度上看問題，而是打到哪兒指到哪兒，因爲他們沒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學說，又將現代治理學說看成是西方別有用心的產物，被迫抱殘守缺，只能奉實際需要爲圭臬，出現了“日計有餘，月計不足”的局面。幾輪改革下來，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東西絲毫沒動，人民自然不滿意。
蘇聯軍隊曾經強大，在相當時期，它是極權主義的衛士，甚至不惜挑戰良知，但，當時40%士兵來自農村，他們和城市人沒有共同利益與價值認同，隨着經濟發展，蘇軍絕大多數士兵來自城市，他們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邊的環境，這時，他們就再也不願成爲工具了。這決定了，即使戈爾巴喬夫不犯錯，第一大軍隊神話的破滅，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