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1月24日，達爾文《物種起源》第一版發行，共1250冊，當日便銷售一空。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進化論逐漸撼動整個世界——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一生物學的理論，意外地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乃至中國現實產生巨大影響，且至今不絕。
事實上，達爾文自己始終反對把進化論用於社會思想學領域，直到臨終時他也沒有發現有什麼理由可以把進化論用於哲學。他在1878年評價這種做法時說：“這是一個極其愚蠢的觀念。”反思進化論在中國的種種，一直以來多的是稱讚其鼓勵變革的思想解放作用，然而對於其在社會思潮方面的負面影響卻甚少有人提及。
在今天一些學者看來，進化論當時在中國的有效傳播代表着一種中國古老的歷史循環論讓位於進步史觀，它當時更多地預示着一個新的軸心時代的到來。然而，面對當下，我們又該如何反思進化論呢?
網絡配圖
抗戰後，從書齋轉入現實的廢名在考察中國鄉村教育實踐後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被進化論所改變的世界，他認爲“真理不是進化”﹔在他看來，把進化論這種生物學學說引入社會人文界其實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極大的破壞，並使得沉醉於“進步”與“進化”這些名詞中的國人日益功利化與“機器化”。
《物種起源》是達爾文論述生物進化的重要着作，出版於1859年11月24日。
在該書中，達爾文首次提出了進化論的觀點。他使用自己在19世紀30年代環球科學考察中積累的資料，試圖證明物種的演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天擇)和人工選擇(人擇)的方式實現的。達爾文自己把《物種起源》稱爲“一部長篇爭辯”，它論證了兩個問題：第一，物種是可變的，生物是進化的。當時絕大部分讀了《物種起源》的生物學家都很快地接受了這個事實，進化論從此取代神創論，成爲生物學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當時，有關生物是否進化的辯論，也主要是在生物學家和基督教傳道士之間，而不是在生物學界內部進行的。第二，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動力。當時的生物學家對接受這一點猶豫不決，因爲自然選擇學說在當時存在着三大困難。
《物種起源》的出版，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它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的根基，從教會到封建御用文人，羣起攻之，誣衊達爾文的學說褻瀆聖靈，觸犯君權神授天理，有失人類尊嚴。與此相反，以赫胥黎爲代表的進步學者，積極宣傳和捍衛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轟開了人們的思想禁錮，啓發和教育人們從宗教迷信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