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乾清宮廣場西側，靠近隆宗門，有一排簡陋的平房。與金碧輝煌的宮殿相比，它頗顯寒酸，遊客們也大多會忽略它。然而，別看它不起眼，它卻是大清帝國一百八十餘年的決策中樞——軍機處。軍機處的設立起因於一場戰爭,軍機處爲清朝獨有，首創者乃雍正帝。雍正爲何要設立這麼一個機構?根本原因是想有效發揮君主集權的優勢，有此動念的起因是一場發生在帝國西北邊陲的戰爭。事情起於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叛亂，被年羹堯、嶽鍾琪蕩平。羅卜藏丹津逃亡準噶爾。準噶爾是清廷的老對手了，康熙皇帝披掛上陣，三次親征準噶爾。雍正四年，內政整肅完畢，皇帝準備對準噶爾用兵。
雍正七年，戰爭爆發。軍情如火，需立即處理，且必須保守祕密。但當時的政治機構卻不盡如人意。清承明制，以內閣爲國家行政中心。內閣設於紫禁城太和門外的文淵閣附近，而雍正皇帝在養心殿處理政務、就寢，兩者相距一千餘米。宮禁重重，手續繁多的處理流程，極易延誤時機;而軍報到京，先經內閣，也容易泄露機密。於是雍正以需要一個密近的處理機關爲藉口，在隆宗門一帶的牆根搭建了一排平房，始稱軍需房，後改稱軍機房，又改稱軍機處，遴選心腹允祥、張廷玉、蔣廷錫三人祕密辦理軍務。打開故宮地圖就能發現，隆宗門位於乾清門廣場以西，正北面就是雍正皇帝的寢宮——養心殿，兩者相距不足五十米。一千米到五十米，從內閣到軍機處，距離的縮短意味着政務處理的快捷，也意味着權力向皇帝集中。
軍機處的房子，和宮牆之間有兩米空隙。據說這裏曾有一條通往養心殿的專用通道。這條路穿過宮牆，經過御膳房，直達養心殿。如今御膳房的宮牆依然留有通道的痕跡。心急的雍正皇帝將軍務處理中心遷到自己附近還不夠，還要鑿出一條便捷往來的孔道。雍正的亟亟求治之心，乾綱獨斷之望，顯露無遺。軍機處如何高效辦公?西北戰事結束後，雍正並未撤銷軍機處，反而在第二年增設辦理文書事務的“小軍機”——軍機章京;雍正九年，又鑄軍機處印信，儲於大內。一個臨時機構，爲何能存在如此之久，影響如此之大?因爲皇帝藉着軍機處，掌握了“乾綱獨斷”的技術，破解了集權統治的難題。軍機處創設之後，早先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徒具虛名，議政王大臣成爲了虛銜，無應辦之事，有名而無實，在乾隆年間最終被裁撤。南書房雖仍爲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參預政務，主要負責文詞書畫。
養心殿的西暖閣，是雍正皇帝處理政務，批閱奏章的地方。牆壁上懸掛着一副雍正手書的對聯，十分醒目：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爲天下奉一人。皇帝不加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集權的渴望。那麼，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祕密在於軍機處的三個字：“勤”、“速”、“密”。雍正追求高效。軍機處甫一成立，雍正皇帝就規定，不管有多少公文，必須在當天完成。即便一天的奏摺多達幾百件，也必須連夜處理完畢。皇帝如此嚴格要求，軍機大臣的工作就很辛苦了。凌晨3點，紫禁城內一片漆黑，唯有軍機處值廬中燈火通明。不過，最辛苦的人不是軍機大臣，而是負責撰擬諭旨和管理檔案的軍機章京。軍機處成立後，權責日重。舉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事務，莫不經過軍機處，單憑几個軍機大臣已經處理不過來了。於是軍機處成立的第二年，就增設軍機章京。起初軍機章京無定額，從內閣中書、筆貼式等官員中選調。嘉慶四年(1799年)起，定軍機章京滿漢各十六人，分爲滿漢各兩班。每班的領頭稱爲“達拉密”，由他領着章京們在軍機處值班。通常情況下，滿漢章京輪流值日，每班值兩日。即便是大年初一，軍機處也要當差入值。
軍機處最強調效率與速度。軍機大臣的工作流程，生動地描繪了這裏的“速度與激情”：軍機大臣入值後，約莫五六點鐘，天剛矇矇亮，就要去養心殿面見皇帝，聆聽皇帝對政務的處理意見，這叫“承旨”。皇帝在徵詢軍機大臣對政務的意見後下達指示，軍機大臣就會急匆匆趕回五十米以外的軍機處，將皇帝的意思“述旨”給軍機章京，章京們走筆如飛，執筆“擬旨”。軍機大臣拿着擬好的諭旨，再趕回養心殿報皇帝批准。一來一去，不過一個時辰，許多政務就處理完了。軍機大臣是跪着“承旨”的。久跪辛苦，大臣們總結了一些小竅門。比如說他們會在膝蓋處用圓夾布中置棉絮爲襯裏，這樣跪着就不疼了。爲了免除終日長跪，軍機大臣們還練就了簡明扼要的本事：無論事情多複雜，一定在三句話內講完，免得皇帝再問。皇帝批文封好後，就會加蓋軍機處大印，並寫明驛遞日行裏數，交給兵部發驛馬傳遞，或每日行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飛奔的駿馬帶着皇帝的批文，在帝國的驛道上川流不息。憑着這套交通系統，中央集權的觸角伸向帝國各方。
“密”，是軍機處的最大特點。軍機處成立後，雍正三令五申地告誡屬下“臣不密則失身”的道理，並規定軍機處外面由護軍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監宮女，都嚴禁私入。甚至服務人員，也規定必須是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小太監，稱爲“小麼童”。15歲之後，就立刻換新人。而佔軍機處文書大頭的“廷寄”，與文武大臣向皇帝呈遞的“奏摺”，更是改變了古代中國長期以來的公文慣例。今天，“上朝批摺子”是人們對皇帝工作的主要印象。孰知，清代之前的皇帝，是“不批摺子”的。奏章擺在皇帝案頭，需經過複雜的流程。以明朝爲例，當時地方各省及中央各部的上行公文，若有關公事的，叫“題本”;有關私事的，叫“奏本”。這些“本”首先要彙總到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的通政使司，然後交給內閣。內閣先“票擬”附上處理意見，與奏本一同送達皇帝審批。皇帝用硃筆寫下意見後再發給內閣執行，這叫“批紅”。
明朝中葉後，皇帝對政務懈怠，往往將“批紅”權力交予司禮監，讓首席秉筆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作“硃批”。明朝這套政務處理流程，雖然開了太監參與朝政的後門，也對皇權形成了制約。因爲內閣首先閱覽奏章，在皇帝過目之前，就擬定了意見。即便皇帝駁回了內閣的“票擬”，也會想法子補救。慢慢地，內閣首輔變成事實上的宰相。如果他與首席秉筆太監關係密切，且皇帝年紀幼小，那麼決策權就掌握在內閣首輔手中。例如萬曆年間的張居正，屬下官員上“奏本”，內閣依張居正的意思“票擬”，政治盟友馮保控制的司禮監再“批紅”，“萬曆新政”就這樣雷厲風行地推行開了。爲了避免自己被內閣矇蔽，康熙中期發明了奏摺制度——皇帝親信祕密地直接呈遞報告，皇帝通過祕密報告，掌控全局。奏摺繞過了內閣，這保證皇帝不受干擾地貫徹自己的意志，實現權力集於君主一身。
雍正完善了奏摺制度。他不僅將有權寫折之人擴展至大學士、各省督撫、藩、臬、提、鎮，也在保密措施上下足了功夫。首先，密摺均直達御前，中間不經過任何人轉手;而且密摺只能由皇帝一個人批閱，即便是軍機大臣也不能過目。大臣與皇帝之間的密摺與硃批，由特製匣子傳遞。大臣與皇帝一人一把鑰匙，除此之外，沒有人能夠打開匣子。即便如此，雍正還要諄諄叮囑臣下不要泄露密摺內容。鄂爾泰是雍正最信任的寵臣之一，雍正在給鄂爾泰的侄子鄂昌奏摺的硃批中告誡他，“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爾泰亦不必令知”。就是硃批過的奏摺，雍正依然不放鬆，還下旨要求具奏人在一定時間內交回宮中保存，本人也不得抄錄留底，否則嚴懲不貸。
那麼，硃批後的奏摺是如何到達具奏人手中的呢?靠軍機處。軍機處收到硃批奏摺後，先由軍機章京將奏摺連同硃批謄寫一遍，加以保存;原件則密封裝好，直接傳給上折大臣。有些摺子，皇帝當天沒有考慮周全，就“留中”不發;另一些極爲機密的，只錄“另有旨”，連副本也不保存。
雍正：清帝中的勤政楷模,雍正藉着軍機處“以一人治天下”，同時也將重擔放在肩頭。清朝皇帝普遍勤政，而雍正是其中最突出的。雍正四年五月，皇帝在上諭中感慨地說道，皇考每日上朝，已經是勤政的楷模了;而朕，每天從清晨工作到深夜，又有過之。白天，雍正帝接見大小官員，披覽章奏;晚上在青燈下，還要閱讀各地的密摺，多至二三十件。據統計，雍正當政十三年，至少批閱過奏摺兩萬兩千餘件，題本十九萬餘件，寫下了千餘萬字的批語。與康熙和乾隆皇帝不同，雍正從未南巡錦繡江南圍獵木蘭圍場。除了生日放假一天外，他就是一架工作機器。君主集權的背後就是放棄休息、勤於政事。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暴死於圓明園，大位傳給寶親王弘曆，新帝年號乾隆。在乾隆皇帝時，軍機處徹底成了皇帝的左右手，軍機大臣徹底成了皇帝的高級祕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