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吏”，就是指用嚴刑峻法來治理官吏，《大明律》規定官吏貪贓超過六十兩的就要梟首示衆，其刑罰之重歷史罕見，如果地方官員依仗權力欺壓危害百姓，當地民衆可以把這些官員捆綁赴京陳訴，形成了百姓對官員貪腐的控制，與唐律和其他時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對官吏犯罪的懲治要嚴得多，因爲很小的過錯而株連全族的案件經常發生，使得官員們人人自危，以至“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又活一日”。
“重典治吏”還表現在刑制繁酷上，明律公開規定，對謀反及謀大逆等嚴重犯罪，適用凌遲之刑，對於凌遲刑，中國的隋、唐、宋時期只有宋代有過運用的記錄，但也沒有被正式載入法典，明律的這一規定也使得官吏在對國家的統治上不敢有任何怨言，不敢有任何反抗行爲，同時明律中的罪名也增加了許多，如“奸黨罪”、“交接近侍官員罪”、“上言大臣德政罪”等，這些都體現了明律對官吏的治理達到了極爲嚴厲的程度。
治民方面，朱元璋曾說“民經亂世，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所以對治民，他也是“尚嚴厲”。在刑法的適用上，唐朝以來對民都是採取從輕原則，即以犯罪被揭發時的法律論罪，不以新定重法處罰過去的犯罪。
唐律規定“凡犯罪未發，及已發未斷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則以舊條，輕從輕法”(從舊兼從輕)。而明律的規定則爲“凡律自頒降日爲始，若犯在以前者，並以新律擬斷”。
“重典治國”是明初特殊時代的產物，其存在在當時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明朝後期，社會和國家的現實狀況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重典治國”也就不合時宜了，也因爲這個原因，明朝後期的權臣專權、宦官干政、特務統治最終葬送了王朝。
明代的“重典治國”思想確實達到了對官員貪腐治理的效果，但是這種以“重刑”威嚇的方式達到效果，與現代法治文明不相契合，不應爲現代法治所取，但在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中，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應該加大對官員貪腐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