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財政崩潰，僅僅是打匈奴惹的禍？
作爲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有爲”之君，漢武帝劉徹確實是一個很“有爲”的人，一輩子幹過的大事着實多，比如打的仗多，對匈奴的戰爭一打就是一輩子，從青年打到他過世都沒完。
對南越、西南部族的戰爭，一打更是曠日持久，連打帶拉，終把廣闊的西南、東南大地徹底納入中華治下。
外交活動也多，先有張騫通西域，又有大規模開發西域，連出使帶賞賜外國使者，同樣花費巨大，工程建設也搞的多，河西走廊還有河套草原，都設立了郡縣進行統治，在當地鑄城駐軍，不惜血本站住腳跟。
還有兩次大規模治理黃河，動用部隊十幾萬人，把黃河從東到西修繕了個遍。外加私生活也豐富，賞賜皇子，乃至求神拜佛，泰山封禪，樣樣都搞得轟轟烈烈，終其在位54年，始終“有爲”的很。
既然“有爲”，自然就要花錢。打仗不用說，得靠錢砸出來，通西域，發展友好關係，沒錢自然玩不轉。
至於私生活方面，更是揮金如土，幹工程修城池治黃河，樣樣也大把花費，偏偏漢武帝本人也是個很大方的人，只要活幹成了，封賞賜錢眼皮都不眨巴一下，打贏了仗的士兵要獎賞，軍官要獎賞，求神仙求的好的道士方士也要獎賞，來訪的各國使臣更要獎賞。
如此種種，都要錢，雖然西漢早年經過休養生息，積累了大筆財富，但到底也經不住他這種花法，文景時代積累的錢糧，早在公元前124年漢朝在河套鑄城屯軍時，就已經花費殆盡了，以漢朝當時的稅率和農業水平，是難以支撐起漢武帝這般“大有爲”的。
秦始皇折騰了十幾年，就把秦朝折騰沒了，漢武帝折騰了54年，雖然晚年也鬧得積弊叢生，但西漢帝國終究挺過來了，原因很簡單，他有錢。
可是，漢武帝的錢從哪裏來的？
來錢的花樣當然也多，比如漢武帝時期開始賣官鬻爵，凡是出錢的，要爵位有爵位，要官有官，比如加重民間賦稅，提高農業稅率，稅賦最重的時候，把小股的農民起義都逼了出來。
當然也有發展生產之類的好事，比如在民間改良農具，推廣新型耕作方法，提高土地產量。但如上種種，皆只能算是來錢的小頭。
“大頭”的費用，都來自一個地方——經濟改革。
漢武帝在位時期，同樣是西漢經濟的重要轉型期，比起西漢早期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這時期整個西漢帝國的經濟形態乃至經濟模式，都發生了新變化，漢武帝適時而動的經濟大改革，纔是他能夠獲得足夠金錢支持的關鍵。
至於經濟改革的成敗，身前身後更是評論不一。
【一】
漢武帝時期財政出現困難，是從公元前120年左右開始的。
那時正是西漢帝國對匈奴戰爭的白熱化時期，漢帝國從公元前129年開始，變被動防禦匈奴爲主動出擊匈奴，之後相繼收復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隨後又發生了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歸順的事情。
打仗的軍費開支，賞賜將領的開支，乃至安置匈奴降軍的花費，樣樣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漢帝國就已經花光了文景時期積累下來的錢糧財富。比這個更嚴重的，是西漢帝國此時經濟政策出現的問題，簡單的一句話概括就是：經脈不通。
西漢立國初期，國家經濟凋敝，因此西漢王朝的主要政策有兩條，一是重農抑商，二是輕徭薄賦。
所謂的重農抑商，主要內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極力打壓商人地位，壓制工商業者的生存空間，鼓勵墾荒與農業生產。
而輕徭薄賦這一條，卻讓重農抑商政策名存實亡，因爲漢帝國早期的稅率低，不僅僅是農業稅低，商業稅同樣低，隨着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繁榮，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也就不可遏制。
漢文帝時期，還開放了原本的“關卡制度”，允許不同地區的商人自由流通，開放了原本不許老百姓進入的山澤叢林，如此一來，商品經濟的發展便沒有了障礙。到了漢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國大地已經是豪強叢生，新富階層遍佈各地，商品經濟，呈現出勃勃繁榮之勢。
等到漢武帝即位才發現，所謂繁榮，其實多是表面繁榮。
因爲這樣的繁榮，是和政府沒有關係的，大戶富了，政府的稅收增長速度卻沒有趕上民間財富的增長速度，論原因，還是漢帝國“無爲而治”惹的禍。
所謂的“無爲而治”，就是對民間經濟採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勵其自由發展，但自由過了頭，就是政府失去了對民間經濟的控制。
以工商業爲例，各地的勢豪大戶，大都是商人階層出身，發家之後繼續經商的同時，爲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開始買田置地，成爲新興的地主階層，在“地主”身份的掩護下，他們獲得了作爲商人所難以獲得的特權，更方便他們從經商中獲利。
甚至有許多人開始勾結官府，橫行地方。更嚴重的是國家很難從他們身上獲得稅收，因爲西漢從建國後，執行的就是低稅率政策，巨大的工商業利潤，用在交稅上的只是九牛一毛。
在他們獲得地主身份之後，更藉着與官府的勾結，巧立各種名目逃避稅收，如此一來，財富更是滾雪球般增長起來。
而且，漢帝國對國民經濟太“無爲”，以至於諸多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其經營權都操縱到富商大賈的手裏，這就好比今天一個現代國家，把石油、衛星、航空等產業，都操縱在一兩個寡頭手中，國家既不收稅也不監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發展，這樣做的後果無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爲嚴重的是，西漢帝國這時期也沒逃過封建社會的固有經濟規律——土地兼併問題。隨着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階層開始兼併土地，無地農民日益增多。
世人都津津樂道漢武帝執政晚期的農民起義，實際上從漢景帝在位的晚期開始，就不斷髮生無地佃農造反的事情。
與此同時，西漢特權階層過多，無論是地方諸侯還是功臣勳貴，都享有免稅的特權，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稅的權力，國家每年的生產稅收，相當程度都落在了他們的手裏。
所以，在漢帝國府庫充盈的外表下，掩蓋的是稅收效率低下，國家稅收與貧富分佈嚴重脫節的現實，這些現實都是漢帝國的“內憂”，一旦爆發出來，就是國家尾大不掉的腫瘤問題。
比起後世的封建王朝，此時西漢帝國的貨幣政策相當不成熟。
西漢帝國的貨幣政策，從建國早期就制定得極其粗簡，即使是漢文帝這樣的明君，也做過允許寵臣鄧通私人鑄造貨幣的傻事，後來雖然被漢景帝叫停，但是此時西漢帝國流通的貨幣，可以說五花八門，既有中央發行的貨幣，也有地方諸侯國發行的貨幣。
從漢高祖劉邦在位開始，南方的吳國等諸侯國，就有私人鑄造貨幣的權力，後來雖然經過七國之亂，諸侯勢力遭到嚴厲打擊，諸侯的鑄幣權收歸中央，但是諸侯私自開採境內銅山，用以鑄造貨幣的事情屢禁不止。
到了漢武帝在位時期，國家貨幣的另一問題就是假幣氾濫。
漢朝早期的貨幣外形簡單，容易仿造，外加對山澤礦場限制比較少，不要說諸侯貴族們，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亂真的錢幣。貨幣駁雜的結果，就是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當我們說起漢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時，必須看到，他繼承的，既有祖先留給他的豐厚遺產，也有一大堆麻煩，漢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國，是一個經濟繁榮，生活富庶的中國，同樣也是一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日益虛弱，經濟制度和稅收體系漏洞百出，混亂不堪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在承平時代，或許還能維持一段時間的表面繁榮，但是如果國家稍有變故，就很可能是國民經濟體系的全面崩潰，漢武帝即位早期的國民經濟困局，其實正是爲這一切買單。
所以擺在漢武帝面前的問題，不只是反擊匈奴的戰爭，一統國家的夢想，更重要的，是對國民經濟的全面整合，整合的辦法也只有一個——改革。
【二】
漢武帝的經濟改革，真正起於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動因，最初是爲了給公元前119年那場對匈奴的大遠征籌款，屬於“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對準利益最豐厚的部門：鹽鐵。
這場改革也有一個名字：鹽鐵官營。
在當時，鹽鐵行業就相當於今天的石油、礦產行業，屬於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暴利行業。
冶鐵行業自不必說，需求量大，市場穩定，在漢朝休養生息下，完全可以謀取重利。
至於食鹽行業，在封建社會，這更是一本萬利的高利潤行業，煮鹽的成本極低，食鹽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屬於完全的賣方市場，甚至每年食鹽的“定價權”，也都操縱在富商大賈手裏。
對於這兩個暴利行業，先前政府所得的稅收極其有限，而且憑此行業致富的富商們，也早與官府甚至地方豪強勾連，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強，甚至中央的官員，也有人每年從中取得鉅額利潤分成。
所以多年以來，政府基本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徹底“無爲”而治。
到了這時候，“無爲”是不行了。這時期漢帝國對匈奴的戰爭連年開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這一年禍不單行，黃河暴發了百年不遇的洪水，關中地區又遭到蝗災，政府連賑災的錢都拿不出來，甚至只能向長安當地的富戶告貸。
如此捉襟見肘的情況，自然要有所動作，利益巨大的鹽鐵業，就成了漢武帝開刀的對象。
開刀的決心好下，怎麼開刀是難題。鹽鐵業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國家不是我的，可鹽鐵的利益是我的，現在讓我舍小家就大家，你憑什麼？所以上至中央官員，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國家要開刀，肯定會立刻抱成團，誓把“自由經營”進行到底。
如此鐵板一塊，不講點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萬幸的是，漢武帝身邊，此時有一個會講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爲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當時卻被看成“叛徒”，因爲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
作爲從商人體系內走出來的人，他最清楚裏面的門道。早在13歲，桑弘羊就“入侍宮中”，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腦子管用，會算。
先是會算賬，大小的財政開支用度，他轉轉腦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記憶力也好得很，特別是跟數字有關的事物，給他說一遍就過目不忘。
漢武帝開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爲宮中的“侍中”，即漢武帝的“祕書”，能夠清楚地推斷出國家每天各項活動的開支，甚至能夠指出哪些開支可以避免，哪些開支不可避免。
比如在閩越國侵擾東甌國，漢武帝發兵干涉的時候，桑弘羊遠在千里之外的長安城，卻清楚地推算出前線軍隊每天的財物用度，以及最終的財政預算，事後與實際支出覈對，竟然分毫不差，此時的桑弘羊年僅15歲，放在今天，也是一個絕對的數學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還能說，特別是說到財政問題，更是打了雞血一樣的興奮，滔滔不絕幾天幾夜都沒完。
後來衛青奪取河套地區，漢朝廷議是否要在當地鑄城守備，丞相公孫弘等人以花費巨大爲由堅決反對，一番陳詞把年輕的漢武帝說得啞口無言，關鍵時刻又是桑弘羊挺身而出，一頓旁徵博引，竟然讓宦海老臣公孫弘張口結舌，最終不得不同意了這個建議。
有趣的是，這場廷議之後，原本是“反戰派”的公孫弘，此後變成了堅決的“主戰派”，積極支持漢武帝對匈奴的各類戰事。雖說他見風使舵，但也確實是被桑弘羊給說怕了。
又能算，又能說，這樣的人，自然成爲這場至關重要的大改革的策動者。
當然桑弘羊不但能說能算，還很能躲，這麼大一件牽一髮動全身的事情，他並非是衝在前面的，當時他的職務依然只是“侍中”，負責落實改革政策的人，是當時的大農丞東郭咸陽和孔僅，桑弘羊，是那個躲在背後出主意的人。
桑弘羊的主意很簡單，卻樣樣擊中鹽鐵問題的要害。
“鹽鐵官營”的政策，在當時主要有簡單的四條：第一，將煮鹽、冶煉的營業收歸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補充賦稅。第二，由官府招募鹽戶，發給煮鹽器具和生活費用。第三，嚴查各地私自經營鹽鐵的事情，用鐵腕手段打擊。第四，國家在各地設立鐵官，管理鐵器專賣事務。
這四條內容看似平常，第一條是改革的目的與宗旨，後面三條是基本方式，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第二與第四條。
第二條政府招募鹽戶，屬於釜底抽薪的缺德狠招，因爲鹽商們之所以能夠形成獨大，關鍵在於對各地平民“鹽戶”的控制。
鹽戶們皆依附於各路鹽商存在，受其盤剝，食鹽的收購價格和最後賣出價格，早在漢景帝在位時期，就有了將近5倍的差價，然而改革之後，政府通過提供基本生活費和煮鹽器具的手段，等於拉住了比商人們更低一層的貧民階層，以更優惠的政策將食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
鹽業的源頭斷掉，鹽商們從此想翻天也難。而在各地設立鐵官，負責鐵器買賣事宜，更是不動聲色地盤剝了先前鐵器商人們的權益，將其原本獨大的特權牢牢抓在手裏。
沒有二、四兩條，所謂的鐵腕打擊私人經營鹽鐵，根本無從做起。而政府壟斷鹽鐵貿易，也只能是白日做夢。
桑弘羊的政策，既陰且狠，不招來反對是不可能的。
鹽鐵業的商人不必說，當時已經有商人收買殺手，準備要桑弘羊的命。
朝堂方面，同樣反對聲四起，先前在鹽鐵貿易中獲得利潤的官員們反對，那些從文景時代過來的老臣們也反對，因爲這樣違反祖制，是與民爭利。
當然這一點漢武帝早就想到了，他的辦法也簡單——“殺雞給猴看”，找個狠人監督着，誰敢扎刺就收拾誰。
漢武帝找到的狠人，就是此時西漢帝國第一酷吏——張湯。
張湯這個人，後世一直衆說紛紜，有說是“廉政標兵”的，也有說是“劊子手”的，因爲這個人確實爲官清廉，死的時候家中都無餘財。
但他行事也着實兇狠。
他是西安人，父親是長安丞，受家庭影響從小喜歡法律。
他小時候，就曾因家裏的老鼠偷吃食物，一怒之下不但殺死老鼠，更依照大漢律法，給老鼠寫了一份條理清晰的判決書，其處死老鼠手段的陰毒，以及判決書之精彩，當時就讓其父瞠目結舌。
（張湯審鼠）
成年之後，張湯曾跟隨漢景帝時代著名酷吏寧成工作，寧成是當時頭號狠人，有“寧遇老虎，不遇寧成”之說。
受這位老領導的影響，張湯也養成了行事果斷，出手狠毒的風格。
他得到漢武帝的賞識，是因爲漢武帝早期著名的“陳皇后巫蠱案”。
陳皇后因妒忌衛青的姐姐衛子夫得寵，在後宮裏用巫術詛咒衛子夫，事情敗露之後，張湯負責審理，他在短時間裏連續出手，處死涉案宮女多人，迅速審結了此案，漢武帝也因此認識到這個酷吏的能量，隨後官位節節攀升，到了經濟改革時期，已經是掌管全國司法大權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長兼特務頭子）。
對這個人，漢武帝一度寵信到了極點，張湯每次覲見，漢武帝和他討論政事，經常從早侃到晚，甚至興奮得忘記吃飯。
之所以恩寵有加，一是張湯行動力極強，效率很快，今天能做完的事情絕不過夜。
二是他出手狠毒，但凡漢武帝要整治的人，必然要置其於死地，最重要的，是他聽話，他的聰明，往往用在曲解法律條文上，漢武帝要做的事情，哪怕再過分，他都能從法律上找到依據，而漢武帝交代的事情，哪怕再狠毒，他都能完成得極其漂亮。
且相當尊重領導，但凡是重大案子的處理，都是早請示晚彙報，且關鍵時刻敢爲領導背黑鍋，如此能幹活又聽話的人才，自然是漢武帝眼裏最容易使喚的鷹犬。
所以在經濟改革早期，正是張湯這位“鷹犬”爲漢武帝的改革保駕護航。
鹽鐵官營開始後沒多久，張湯就以極快的速度，蒐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對派的種種劣跡，尤其是他們與鹽鐵商人相互勾結，甚至收受賄賂的各種證據。
改革開始後，凡是不說話的，就暫且放一馬，敢說話反對的，就照着罪證抓人，還敢反對，就殺無赦，接連懲辦了數名官員後，大家都啞巴了。
大家啞巴了，事情就好辦了。
從公元前120年開始，鹽鐵官營在全國推廣開來，僅在當年，就迅速爲國家積累了鉅額財富，史載“以億萬計，皆鹽鐵之福也”。
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鹽鐵官營的第二年，漢武帝就取得了以傾國之力北伐漠北，斬殺匈奴近10萬人，迫使匈奴狼狽北躥的赫赫功業，這筆軍費開支的大頭，正是拜鹽鐵所賜。
【三】
隨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的勝利，持續肆虐北中國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漢帝國的邊境迎來了一段真正意義上的和平。而西漢帝國內部經濟改革的繼續動盪，卻從此越演越烈。
嚐到鹽鐵改革甜頭的漢武帝，決心要把全方位的經濟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簡單——他需要錢。
匈奴雖然逃竄了，但要趕盡殺絕，需要錢，南方諸侯國的割據仍在，要統一南北，需要錢。
張騫從西域回來了，要再通西域，打通絲綢之路，拉攏西域國家，斷掉匈奴的生存空間，需要錢。
甚至，漢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尋找長生之道，當然也要拿錢買。
更深層的原因卻不是錢，政府開支捉襟見肘，勢豪大戶富可敵國，不受政府節制，長此以往誰是皇帝？
要確立國家對財政的絕對控制權，掌控國民經濟的命脈，所以經濟改革，不只是錢的問題，更是權的問題。
爲了錢權的問題，漢武帝持續推行了第二項改革：幣制改革。
比起幣制改革遭到的反擊，早先的鹽鐵官營，基本算是小兒科了。
因爲鹽鐵官營最多不過得罪了那些從事這項行業的官商們，幣制改革得罪的，幾乎是全國的有錢人。
因爲當時私自鑄造錢幣，不是違法行爲，而是國民經濟的潛規則，是公開的祕密，但凡是有點錢的，有點關係渠道的，手頭緊了，都會想辦法鑄點錢花花。
那年頭沒有驗鈔機，更沒有防僞水印，做這事很方便很容易。
漢武帝容不下這樣的“很方便很容易”，一個國家，如果連鑄造貨幣的權力都長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無實的問題，估計連亡國也不遠了。
這一點卻是大臣甚至富人們所沒感覺的，反正國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鑄我的錢，管這麼多幹嗎？
漢武帝決定管這個問題，辦法，是循序漸進的，還是陰壞。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首先下詔，鑄造“鹿皮幣”，作爲國家的通用貨幣。
所謂鹿皮幣，就是貨幣上有皇宮園林的白鹿皮，這種白鹿皮屬中央皇室專有，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僞造都沒地方。
特別是地方諸侯國要想鑄錢，就必須向中央購買白鹿皮，每塊白鹿皮明碼標價：40萬。
愛買不買，不買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須買。
如此一來，原本地方諸侯豐厚的金錢儲備，就這樣源源不斷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鑄造錢幣，也很難花得起這個本錢了。
白鹿皮幣自然引起了反對，且比上次更強烈，這次帶頭反對的，是大漢帝國的財政部長——顏異。
當然顏異本人並無惡意，只是認爲定價40萬太高，屬於對諸侯的變相勒索。
此人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清官，擔任財政部長數年，以清正廉潔著稱，百分百的好幹部，不是“既得利益者”。
但漢武帝不管這個，經濟改革至關重要，誰擋我的路，我就要誰的命，況且而今反對聲本來就多，正要殺雞給猴看，正直的顏異，就這樣做了“雞”。
公元前117年，又是“鷹犬”張湯出面，經漢武帝授意將顏異關押，而後經過審理，想盡了辦法也沒找到顏異的罪名，最後乾脆給顏異定了個“腹誹”罪，即顏異雖然嘴上沒有謀反行動，但心裏反對經濟改革，就在這樣的“欲加之罪”下，顏異被處死了。
“殺雞”的效果是顯著的，“猴”們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漢武帝設立“水衡都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門負責貨幣鑄造的機構。
從此之後，地方諸侯國鑄造貨幣的特權被徹底取消，貨幣的發行與鑄造權，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貨幣制度的同時，已經是大漢帝國“農中丞”的桑弘羊又開始對既得利益者“陰壞”了，這次他的政策是“算緡”，附加政策是“告緡”，按照現代的意思說，就是對工商業者增加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
所謂“算緡”，名義上說是針對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卻主要針對工商業者。
算緡的意思，是要求工商業者將自己的財產上報，然後政府通過覈算其財產，向其徵收個人所得稅。
在漢武帝時期的政策裏，大商人每4000錢財產作爲“一算”，徵收賦稅，普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以2000錢作爲“一算”，徵收賦稅，甚至各地的車馬、船舶，也都要被看做財產，徵收個人所得稅。
從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窮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稅的主要對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來西漢王朝的“新富階層”——商人階層。
桑弘羊當然也知道，指望着這些富豪們心憂國家，主動支援國家建設，這基本屬於癡人說夢，所以在算緡之外，桑弘羊還很“體貼”地爲他們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緡。
所謂告緡，說白了就是鼓勵檢舉揭發，凡是有商人隱瞞財產的，逃避個人所得稅的，只要有人檢舉揭發，一經查實，不但犯法者要被沒收財產，處以重罪，告密者還可以得到被告發者一半的財產。
也就是說，在漢武帝時代，哪怕你是個窮光蛋，只要檢舉揭發告準了，一夜暴富絕不是天方夜譚。
有這樣的好政策，自然是不告白不告，外加許多人本身就有“仇富”心理，當然是聞風而動，一時間全國上下告狀成風。
對於遭揭發者，漢朝政府的態度也只有一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無風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說明你肯定有問題，有問題就要拿錢，不拿錢，把你榨乾了也要搞到錢。結果許多富可敵國的商人，就這樣被“榨乾”了。
而在“告緡”“算緡”政策中，桑弘羊還有一條不動聲色的政策：嚴禁圈佔土地。
也就是說，對工商業者來說，土地是非法財產，手裏有土地的，也就兩條路，要麼被政府沒收，要麼你自己識相，低價處理掉賣給農民。
如此一來，自漢景帝時代開始的土地兼併之風開始緩解下來，土地矛盾有所緩和，大批無地農民得以安居。在當時漢帝國四面出擊的情況下，此舉無疑爲漢武帝起到了穩定內部的作用。
隨着“算緡”“告緡”的全面推行，西漢帝國自文景時代開始形成的豪強階層遭到了沉重打擊，沒錢賺不說，財產更遭到政府盤剝，每天吃飯睡覺都要提心吊膽，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人告發了。
那年頭做商人的，都低調的不能再低調，哪怕生意做得再好，卻是打死也不能讓人知道他家有錢。
與之對應的，是漢帝國隨後積累的巨大的財富，比如後來漢武帝北遊漠北，陳兵18萬在邊境挑釁匈奴，嚇得匈奴不敢應戰，外加求神求道，開通西域，千里遠征大宛，打通絲綢之路，這一切，都來自於諸項經濟改革的財政支持。
而漢武帝在位時期最後一項重大的財政改革，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均輸。
所謂均輸，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陌生，後來的歷代封建王朝也都搞過這個政策，比如宋朝著名的王安石變法裏，這也是重要一項。
均輸政策，開始於公元前115年，當時只是在長安地區進行試點，直到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爲大漢帝國財政部長（大司農）之後，才真正開始全國推行。
均輸針對的，是不同地區物價不均衡，商人投機倒把謀取暴利的問題，政府在各地設立“均輸官”，命令農民把原本用來作爲買賣的貨物，充做貨物上交，用以調劑各地需要的不同物品。
均輸的另一個附加政策是“平準”，即在中央設立“平準”機構，把各地交換的物品進行買賣，用來平抑物價。
這項政策的實施，終結了自文景時代以來，富豪商人對於重要貨物的“定價權”，平抑了物價，老百姓的負擔也因此得到減輕。
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改革，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漢書》上記錄：“倉儲之積，戰士以俸，飢者以賑”，更稱讚說“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
也就是說，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改革，着眼於在不增加普通老百姓賦稅的情況下，儘可能地增加國家收入，並建立中央對國民經濟的絕對控制權。
從結果看，他做到了。
【四】
但是完成經濟改革的漢武帝，晚年卻不得不面臨一個殘破的局面：國家天災頻繁，起義四起，天下戶口減半，賦稅銳減。
對匈奴的戰爭，也出現了李廣利戰敗投敵的恥辱局面，爲什麼？
原因自然很多，有人把原因歸結到打匈奴方面，但必須看到，漢朝經濟局面的真正惡化，是發生在與匈奴戰爭的“間歇期”，即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結束後的時期，所以對匈奴的戰爭，不能成爲漢武帝后期統治失策的“替罪羊”。
之後漢朝雖然多次用兵，國家沒有得到休養生息，但戰爭的規模和花費，根本無法與公元前119年的歷次大規模戰鬥相比。
從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重創匈奴，到公元前100年李廣利再戰匈奴，這之間的19年間，是匈奴暫時遠退漠北，無力南下的19年，漢朝對外戰爭的主戰場——抗匈戰場，已經是暫時的和平。
這本應成爲漢朝休養生息的一個機會，但是這19年裏，漢朝沒有一年是消停的，通西域自不用說，又打又拉，每次興師動衆花費巨大，遠征大宛損失兵馬六分之五，南平南越、東越、西南蠻夷的戰爭也曠日持久，而漢武帝本人也開始追求長生之術，大興土木，裏裏外外沒有一樣是省錢的。
經濟改革的高潮期也正是這個階段，每年靠着“民不加賦國繞足”，暫時支撐了漢帝國的財政。
但是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一個人的身體健康是一樣的，需要勞逸結合。
所謂的經濟改革，政策調整，好比是頻繁運動的間隙不斷進補藥，甚至是興奮劑。
熟悉醫學的朋友都明白，一個只靠補藥和興奮劑支撐，從來不休息的人，健康是註定要垮掉的。
19年裏從來沒有休息過的漢帝國，也註定是要出亂子的，漢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他錯失了最好的19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換來的結果是當對匈奴戰爭風雲再起的時候，漢王朝的國民經濟不但被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內部矛盾更加叢生，連他的長子——太子劉據，也在宮廷的變亂中死在他自己手中。
而在漢武帝爲了挽救財政，強化統治進行的諸多改革中，有一項改革卻不是補藥，而是興奮劑。
雖然暫時進補，對帝國的危害卻是雙刃劍——鹽鐵官營。
鹽鐵官營的初衷，是爲了由國家掌握這個重大暴利行業，但到了後期，隨着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盲目提高鐵器價格，其實成了對普通老百姓的盤剝，更要命的是壟斷行業沒競爭，鐵器質量大大下降，不但民間的鐵器用具質量下降，甚至連部隊用的武器質量也在下降。
而對整個西漢帝國命運影響最深的是之後的朝局中，掌握鹽鐵控制權者，即掌握了國家政治的控制權，西漢帝國的最後時期，鹽鐵控制權的掌握者，恰是西漢帝國的掘墓人——王莽。
這恐怕是一心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漢武帝劉徹，九泉之下做夢也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