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給中國人一直是紅地毯待遇。載澤回國後的一番話道出真諦：造成如此狀況，一在國勢太弱，二在政體特殊。西方人作爲強者，在弱者、尤其是“半開化”的國家面前，更容易寬宏慷慨。載澤感受到的仍是一種“輕侮”。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吳淞口，清朝欽差大臣戴鴻慈和端方率領的政府出洋考察團，乘坐清軍的小火輪，直抵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前。代表團的隨員們已經在恭候了。他們登上了“西伯利亞”號，下午2時，郵輪拉響汽笛，緩緩啓航，駛向日本。
自從西曆12月7日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上火車，到天津後換汽車到秦皇島，再換乘當時中國最好的軍艦“海圻”號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凱等官員精心安排嚴密保護。
約一個月後，1906年1月14日，中國政府出洋考察團的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登上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後，也駛往了日本。
史無前例的出洋團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政府出訪團。在此前，清廷不是沒派出過官方考察團。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話，很不倫不類。那是1866年，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要回國，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一塊跟着去，算是開開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應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團，但是團長卻是美國人，名蒲安臣，是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當時中國與列強們籤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要修約了，朝廷一是怕列強們“索要多端”，二是擔心中外禮儀不知怎麼擺平，靈機一動，竟然想到了派外國人去。這個使團訪問了11個國家，歷時2年8個月，走到俄國時，連團長都病故了，這樣使團中的中國人志剛纔接任過來。再往後，1896年，有李鴻章訪歐美，事由是爲賀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實際是想搞“聯俄拒日”，訪問完俄國，就順便歐洲美國遊歷一番；1901年7月，因德駐華公使被殺一事，清廷特派醇親王載灃去德國道歉。
然而，以專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團級別之高、目的之明確，這次的五大臣出訪團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載澤。載澤的身份是皇室宗親，康熙的第六代重孫，出生第二年就被封爲鎮國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出洋時尚未滿30歲。其餘四人，都在四五十歲，最大的戴鴻慈，已經52歲。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個參與過戊戌變法又在地方上厲行新政的大員，時任湖南巡撫。另兩位，李盛鐸時任駐比利時大使，尚其亨是山東布政使。
出動這樣一個空前高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要去幹什麼？1905年7月16日光緒發的諭旨說得很明確：“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爲什麼變法總是沒什麼實效？恐怕是承辦人員“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悉心體察”。
1905年時的中國，義和團的庚子之亂剛剛過去數年。而在中國土地上剛剛結束的，是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勝出，專制的俄國落敗，這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帶來的，又是一種立憲改革的刺激。社會上的報章雜誌吵得熱火朝天，連袁世凱、張之洞等國內重臣也加入進來，聯名電奏要求立憲。
這就是清廷最終下決心派要員“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這份光緒的諭旨，已將身段放得相當低，昔日天朝帝國睥睨番夷諸國的威儀已經被列強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強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來再說。
正在改變的聲望
1900年10月，美國傳教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回到美國。當時，八國聯軍剛進駐北京不久。丁韙良在紐約港上岸的時候，還挎着一杆長槍。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問他，是不是剛打獵回來，丁回答說，是的，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回來。“打的什麼獵物？”男孩問。“老虎，哦，應該是鬣狗。”
在英語中，鬣狗代表着兇殘、陰險、貪婪。這裏下意識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義和團運動對中國人的惡劣印象，他們留辮子、打陽傘、動作呆板、抽鴉片、撒謊偷竊。
1901年，在倫敦街頭就出現過關於義和團在北京圍攻外國使館的木偶活報劇，而西方記者對義和團的報道和一批當時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記”出版，更讓西方民衆對中國人的野蠻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將派大員出洋考察政治這件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爲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着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
而《泰晤士報》上的文章更加熱情：“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
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從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出發的，當時的五大臣中，還有新任軍機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紹英。不料革命黨人吳樾的一顆人肉炸彈，不但致吳本人當場身亡，當時的五大臣中也有三個被炸傷。爆炸之後，端方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實際上，朝廷已經不可能改主意。而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一直在催促朝廷加快立憲的步伐。10月，俄國沙皇頒佈《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開國家杜馬(議會)，也就是說，西方列強中最後一個專制政權也宣告結束了。光緒和慈禧得知這消息，立刻召見載澤，催促他們要抓緊——慈禧們也生怕在此關鍵時刻落得最後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爲徐世昌已被任命爲巡警部尚書，紹英傷重，朝廷換上了李盛鐸和尚其亨，12月7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團二次從正陽門登上火車出發。
華夷間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臨出發前，清廷在慶王府宴請各國使臣，讓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鴻慈在日記中記載說，這次宴會“酒饌並用中西”，席間還以軍樂伴奏，一派風氣相當開化的景象。僅僅往前40餘年，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時中國與西方列強間還在爲西方外交使節能不能駐北京打得不可開交，直到中國人嚐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苦果，也認可了老外的使節們駐北京的權利。又過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國人才開始感到，光有人家使節駐自己國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這怎麼行？這纔開始派遣駐外使節。
上面說到斌椿隨英國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國，那時他已經63歲，但是當清廷總理衙門準備派人赴歐遊歷時，大小官員“總苦眩暈，無敢應者”，只有斌椿“慨然願往”。當時周圍人也有很多人勸阻斌椿，說這趟差從古沒有過，誰知道是福是禍？斌椿當時還慷慨賦詩一首，說“天公欲試書生膽，萬里長波作坑坎”。
1876年，郭嵩燾出任中國第一任駐英國公使時，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罵他的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罵他去外國“事鬼”。後來郭嵩燾回國後屢不得志，鬱鬱而終，在那時，“好官不出國”的觀念還根深蒂固。
即使進入到了19世紀，出洋對於中國人仍是件苦差。別的不說，路途遙遠，時間漫長。戴鴻慈在《出使九國日記》中的總結，“以八月之內，歷十五國之地，行十二萬裏之程”。從中國到日本，坐船要兩天，從日本到美國夏威夷，坐船要10天，從夏威夷再到美國本土，坐船又是8天。雖然王公大臣們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該暈船一樣暈船，本來想在船上開會研究考察方法，會都開不成。
還好，到了第5天，雖然風浪還大，但是人漸漸適應了，當天正是西曆1906年元旦。各國乘客都到甲板上慶賀，當天晚上，中國人吃到了船上廚師製作的“新年大餅”，“外爲白糖，以大麥、菩提脯實之”，估計是一種烘製蛋糕。船長特意請中國人蔘與船上乘客們的遊戲比賽，戴鴻慈們欣然同意，還捐了50美元的小獎金。
到了美國，中國考察團所到之處，美國民衆無不傾城相告，空巷來觀。中國代表團被人圍觀，在美國在歐洲都是同樣。在瑞典，考察團經過的路上，市民們歡迎，唱歌，送花，揮帽致禮，在德國，當考察團遊覽德累斯頓的愛博河時，無數遊人都停下來揮手致意。實際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帶的出使團那次去歐洲時，歐洲人圍觀更是瘋狂，一次在德國，中國人爲躲避觀衆，進入一家店鋪，圍觀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國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難行。後來店鋪的人打開後門讓中國人走，洋人們又涌到後門圍追堵截，於是使團中有人拿出雨傘四面揮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樓上。最後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維持秩序。
在早期，中國國內有派來欽差大臣時，駐外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得到碼頭或是車站行問安禮，他們要在站臺設置香案，跪在那裏口唱“奴才某某率全體館員恭請皇太后及皇上聖安”。試想，在這種人流密集的交通樞紐，這是怎樣的東洋景，每每引來衆人圍觀如堵。後來，漸漸新潮的大臣們也不願這樣當着洋人面這樣表演了，禮儀改在使館內舉行。
這次，五大臣到了英國，戴鴻慈和端方去見英國外交部負責東方事務的副部長。對方問道，最近頗有消息說中國人的仇外情緒嚴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報紙上的不實之詞。我們兩國的大臣們真心實意地倡導友好，這種謠言自然會不攻自破了。
就這樣，當東西方終於開始有了交流以後，彼此間從陌生、敵視，到漸漸熟稔、接受，慢慢開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調整和靠攏。
甘當小學生
根據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和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我們可以繪製出一張五大臣出洋的路線圖。
載澤團的路線是：中國上海—日本—美國(舊金山)—美國(紐約)—英國—法國—回英國—比利時—回法國—經蘇伊士運河、吉布提、科倫坡、新加坡、西貢、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戴鴻慈、端方團的路線是：中國上海—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回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俄國—荷蘭—瑞士—意大利—經埃及賽得港、亞丁、錫蘭(斯里蘭卡)、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這15個國家中，丹麥、挪威、瑞典、荷蘭、瑞士五國都是在考察團出發後，聽說了此事，臨時邀請考察團來訪的。中國考察團所到國家，一律都是最高規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見，在美國，見到了總統羅斯福，在英國，去白金漢宮見英國國王，在法國，總統設宴招待……所到15國，全部是國家元首接見。
對於各國的接待，載澤有一個總結：“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歡迎殊盛，英爲少簡，比(利時)爲最優。”
日本人確實接待得最爲認真。除了天皇接見，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維新的元老伊藤博文還前來拜會了中國考察團，他們之前有過一場長談。在載澤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場談話，在這裏，中國人像是小學生，伊藤博文如同誨人不倦的老師。
載澤問：我國考察各國政治，銳意圖強，應該以什麼爲綱領呢？
伊藤博文答：貴國欲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爲先務。
載澤問：我國立憲，應該師法哪一國家爲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國憲政有兩種，有君主立憲國，有民主立憲國。貴國數千年來爲君主之國，主權在君而不在民，實與日本相同，似宜參用日本政體。
載澤還問：君主立憲與專制有何區別？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立憲國的法律必須經過議會議決，呈君主裁定，然後公佈。不像專制國的法律，君主一個人說了算。法律公佈之後，全國人民都得遵行，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他們還談到人民的言論自由、立憲國君主與政府的權力等。這場談話，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語作答，由中國考察團中的隨員柏銳口譯。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巖倉具視率日本的政府使節團赴歐洲十二國考察政治制度，時任工部大輔的伊藤博文年僅30歲，是副使之一。當年他們的考察極其認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鐵臭煤氣之間，天快亮纔回，來不及換衣服，下一個宴會的時間已經到了。當時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當小學生，如飢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風水輪轉，現在輪到他們當老師了。
同樣地，到了英國，英國人也是誨人不倦。在中國考察團到達之前，中國駐英大臣汪大燮向國內報告說，英國人擔心這次中國考察團會走馬觀花，考察是爲掩人耳目，並無真意。爲消除他們的擔心，汪大燮專門聘請英國名家埃喜來(被載澤稱爲“政法學教員”)爲考察團講解英國憲法。他講三權分立與君主權限、上議院與下議院、政府組織、選舉制度、地方自治、稅收與財政預算等等，頭天講解，隔天實地參觀，從國會到內務部、地方自治部、財政部、教育部、農業部等一個一個地看。載澤在他的日記中以煌煌1萬5千餘字的篇幅對這些內容做了詳細記錄，今天讀來，可說是中國人對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實的介紹之一。
回國後，戴鴻慈曾有過這樣一番議論：美國是民主之國，但美國的民主選舉，也伴隨着弊端。而說到自由，大家都說自由就是不受壓制爲所欲爲，而我看來，歐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禮，守法律，顧公德，每時每刻都是有約束的。這纔是自由的真相——應該說，戴鴻慈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觀察，已經相當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給中國人一直是紅地毯待遇。載澤回國後的一番話道出真諦：造成如此狀況，一在國勢太弱，二在政體特殊，“故謂專制，謂爲半開化而不以同等之國相待”。也就是說，西方人作爲強者，在弱者、尤其是“半開化”的國家面前，更容易寬宏慷慨。載澤感受到的仍是一種“輕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國實行憲政：惟有“改行憲政，則鄙我者，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爲平和之邦交”。
匆忙收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906年7月17日)，戴鴻慈、端方這一路考察團抵達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載澤那一路人馬已經回到上海。離家鄉只有咫尺之遙了，戴鴻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碼頭迎接。戴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經夭折半年了。
眼下對於載澤、戴鴻慈等出洋五大臣來說，最要緊的事是說服朝廷，儘快實行立憲變法。回到北京以後，他們接連上折，又親見慈禧和光緒，面陳變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歸來一個多月之後，清廷正式宣佈預備立憲。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後立意變法的日本人，中國人命運多舛。革命風暴已經山雨欲來，沒有從容改革的時間了。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緒和慈禧相繼駕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朝被推翻，共和國成立。再往後，是沒完沒了的戰爭與動亂，中國的國門，時而開啓，時而關閉。五大臣出洋的事情，當時國人追趕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對國家前途的種種設想，都被埋進歷史廢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鴿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進行一項研究時，驚訝地看到了一批當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時留下的記錄，德國人爲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數冊，至少還有德國好幾個部委的8份詳盡報告。閱讀這些材料，夏白鴿看不出一點對中國人的敵意。然而，多年以來這段歷史被塵封在檔案堆裏，當再被翻出時，連德國人自己都非常驚訝。夏白鴿記得他看過德國的一本著名的世界編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張中國的照片，根本沒提中國政府考察團的來訪之事。
或許，那纔是當時的中國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真實地位，這個老大“中央帝國”實際早被放到世界邊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