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兩代建立起來的周朝，前後延續了800多年，其中又可以由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導致國度鎬京被犬戎佔領，其子周平王繼位後不得不向東遷都洛陽，分爲西周和東周兩部分。東周則又可以進一步分爲春秋和戰國前後相接的兩個部分。關於春秋和戰國的劃分，有幾種不同說法，但總的來說大同小異。概而言之，無論是春秋還是戰國，都是以力量說話的時代。那麼爲什麼還要將其區分爲春秋和戰國呢？這個區分的標準又是什麼呢？關於這個問題，可能有多種不同的見解，我個人認爲，如果深入到具體現實之中，那麼這個區分真的並不十分明顯。但是如果脫離開具體的事務，宏觀的看的話，那麼這個區分還是比較明顯的。這個標準就是對，隱藏於西周構建起來的禮法制度背後的，或者說作爲西周所構建的禮法制度的基礎的，又或者說是作爲自上古傳承而來的德治思想的精髓的——仁義道德的認同與尊重的程度。
籠統的說，面對仁義道德，西周時代是遵而行之，春秋最然已經不能遵而行之了，但終究還是言而顧之的，到了戰國時代則是舍而棄之了。當然，既不能說西周時期的人先天高尚，更不能說，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變得日益邪惡。這背後是更加深刻的社會與文化的演進過程。只是在這裏，我們不能做更大範圍的展開，單就其表現而言，則是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競爭模式，主要是以爭霸爲主；戰國時期則是爭雄爲主。l “霸”是伯的通假字，伯是一方諸侯首領的意思，因此爭霸雖然有徵伐，有兼併，但總的來說，還是以維持秩序，促成穩定爲主要目的的。所以，爭霸仍舊需要講求道理，仍舊需要以仁義道德爲終極依據。l “雄”是與雌相對的一個名詞，在一個高度成熟的父系氏族社會中，雄的概念中，就隱含着對雌的征服與佔有。所以，稱雄帶有明顯的排他性。換言之，爭雄的結果，必然是以兼併爲手段和過程，最終走向一統。
在這個過程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壓迫之下，人們顯然難以顧及道義。作爲它的結果，新的統一的締造者，當然也就具備了制定新規則的權利，所以也不必受舊規則的牽制。簡而言之，稱霸用的還是舊規則，爭雄則是奔向新規則。所以稱霸對原有的道德標準，還要言而顧之的，爭雄者則可以更退一步，但是爭霸者也不過是言而顧之而已。對此，生活在戰國初期的孟子有着非常清晰的認識。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在孟子的時代，所謂春秋五霸，已經成爲歷史，但是仍舊對現實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產生着巨大的影響，因此是上至君王，下至學者都喜歡討論，或者說需要討論的話題。孟子也不能例外。但是，孟子一句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把王者和霸者的本質的區分開來了，尤其是將所謂的五霸的行爲方式揭示的淋漓盡致。如果，借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雖然都是以力服人者，但是稱霸者還會關注到需要假借仁義之名，爭雄者則連這一層也省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