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強是東漢社會一個特殊的存在，作爲一種社會力量，它在經濟上具有強大的實力，佔有大量的土地;政治上控制朝政，把持地方行政機關;控制了文化和輿論，掌握着意識形態上的解釋權;甚至還以隱蔽的方式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筆者最近的幾篇文章，無論是討論“故吏”還是“度田”，對東漢豪強這個階層，都有所涉及，但是並沒有把它作爲一個單獨的內容加以討論。
一、豪強最初的來源
豪強的最初來源，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當時，各國爲了適應兼併戰爭的殘酷形勢，紛紛掀起了變法運動。
《史記·商君列傳》：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芳華。”
這條史料向我們揭示了在這個過程中，雖然軍功地主強勢崛起，世卿世祿制不復存在，宗法意義上的地主也在秦並六國的過程中失去了政治特權，但是雖然他們已經“無所芳華”了，卻依然很“富”，也就是說，他們的經濟利益並沒有被完全剝奪。
《史記·孟嘗君列傳》：
“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秦建立大一統帝國，雖然摧毀了六國的貴族統治，但是六國的貴族卻並沒有被完全消滅。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說的那樣，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還有其他舊貴族的後代轉換了身份，以“豪滑之民”的形態繼續大量存在於秦漢帝國之中，成爲漢代豪強最初的主要來源。
二、漢武帝時期，豪強發展的分水嶺
(一)漢武帝之前的豪強
因爲豪強作爲中國歷史，特別是秦漢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一直以來都廣受關注，國內外的學者大師著述頗多，成果也相當豐碩。然而正是因爲這類著作汗牛充棟，且一般都是論述宏大，但是因爲論述角度各有不同，且沒有一條線索加以憑藉，反而難免讓業餘讀史者人有目不暇接，甚至無從下手之感。
根據筆者的讀史心得，如果把秦末漢初作爲豪強發展的起點，那麼漢武帝時期則可以視爲豪強發展的分水嶺。並且可以看到“武帝以前的豪強”和“武帝以後的豪強”有着明顯不同的發展軌跡。
我們在前面談到，豪強作爲“封建”體制的遺存，他們最初的來源主要是六國的舊貴族，這就不能不引起秦漢統治者的忌憚。
《史記·秦始皇本紀》：
“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這裏所說的“富戶”和前文中所提到的“豪滑之民”，其實是一個意思，他們大都是舊貴族後裔。之所以要把他們集中到咸陽，這並不是爲了侵奪他們的財富，而是爲了切斷他們和原來環境的聯繫，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爲了方便監視他們。同時，秦始皇的這個舉措，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秦國兼併天下的事業，在軍事鬥爭已經結束後，在政治上的一種延續。
出於同樣的目的，漢初的統治者也有類似的政策。
《漢書·婁敬傳》：
“敬從匈奴來，因言‘……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
《漢書·高帝紀》：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
這兩條史料所記載的是同一件事，分別見於《高帝紀》和《婁敬傳》。史料中的劉敬就是因爲力主劉邦遷都長安的婁敬，他因爲此功被賜姓劉。劉敬除了建言遷都，同時還力主遷徙關東的豪強到關中，並把這項政策視爲西漢帝國“強本弱末”的大政。
筆者覺得，從以上的史料中，我們至少可以獲得三個比較重要的信息。
首先是秦漢帝國的統治者，都非常注意打擊和防範豪強，擔心他們“成奸僞之業”，這自然是和他們舊貴族的政治身份有莫大關係的。這也就和我們前面說的，戰國以來，雖然宗法地主的政治地位已經被軍功地主所取代，但是他們在宗法上還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必須把他們從原來的土地上剝離，以消除他們的影響。
第二是這些豪強雖然政治上已經沒有什麼憑藉了，但是手中依然握有巨大的財富。而秦始皇和劉邦對待他們的政策裏，爲了不激化矛盾，其實是比較注意保護他們的財產的，《高帝紀》裏“與利田宅”的記載，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最後一點就更加值得我們注意，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秦代還是西漢初期，中央政府遷徙這些豪強都顯得比較輕鬆，往往是一紙詔令就能解決，豪強在這個階段都顯得比較“順從”，而這和漢武帝以後，豪強紛紛抵制“遷徙”，並最終讓“遷徙”政策不得不終止的情況呈現出了巨大的反差。
那麼，漢武帝時期，到底發生了什麼?讓豪強一路走“強”，使得漢廷和豪強的力量對比開始出現傾斜，以至於出現了豪強勢力不可根除的局面，並最終形成了東漢意義上的豪強呢?
(二)豪強的歷史先進性
“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需要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命題了。而豪強勢力的出現，則是這句論斷一個鮮活有力的註釋。豪強在西漢時期，首先在經濟上突飛猛進，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其中的原因固然比較多，有國家政策方面的，也有社會環境方面的，但是在這些諸多原因之中，從根本上來講，還是因爲豪強適應了新的生產力。
歷史學家方壯猷先生在農史領域極有建樹，他在《戰國以來中國步犁發展問題試探》一文中曾經指出，戰國時代的犁鏵形制小，重量輕，夾木雙葉張度很小，只能納入很薄的木板，經不住牛拉。還可能存在不容易破土劃溝的問題。而隨着西漢冶鐵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漢武帝將鹽鐵納入國家專營範圍之後，可以使用耕牛的大型犁鏵和其他一系列更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被髮明出來，生產技術更是有了長足的進步。
《漢書·食貨志》：
“(趙)過能爲代田……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 歲之收常過繩田晦一樸以上，善者倍之。”
《漢書》中記載的“耦犁”，就是一種可以配合耕牛使用的大型耕犁，發明人是武帝時期的搜粟都尉趙過，二牛三人一個耕作季節可管五頃田的翻耕任務。較之之前的情況，耕作速度快，生產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不僅如此，趙過還積極推廣更爲先進的“代田法”，每畝出產能比其它一般的田地增產一斛。
然而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史籍中除了偶見政府以借貸的方式向自耕農提供耕牛的記載以外，我們幾乎見不到自耕農使用這些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記載。相反地，我們從史料看到的是，自耕農依然是使用老式的農用器具和耕作方法。而《鹽鐵論》的記載則直接讓我們看到“代田法”的主要推廣對象是富戶豪強，而非貧苦的自耕農。
最需要使用這些先進生產工具和新技術的自耕農，反而不得使用，這確實是咄咄怪事。那出現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又何在呢?
首先是“代田法”需要較大規模的土地資源，這從漢成帝時期的“區田法”可以窺見一些端倪，這顯然不是佔有土地資源極其有限的自耕農所能滿足的。
《漢書·食貨志》：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四時之間亡日休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這番議論出自大名鼎鼎的晁錯，他的這番議論讓我們看到了西漢自耕農的艱難處境。自耕農年收“百石”，所得不過萬錢。除開租稅自用，還有口賦算賦以及其他生產成本，幾乎不可能有結餘。而漢代牛馬價格昂貴，籠統言之牛在三五千錢上下，而馬則達到數萬甚至十幾萬錢。自耕農已經常常處於“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的瀕臨破產的境地了，自然是不可能再有能力去購買價格昂貴的生產工具和牛馬畜力的。
另外，自耕農一般爲“五口之家”，這樣看來其勞動力一般就在兩個左右。而我們前面談到耦犁需要“二牛三人”，實際上“三人”只是最低要求，實際上四人或者五人蔘與勞作也是常態，以家庭爲生產單位的自耕農顯然也是很難滿足這樣的勞動力要求的。
而豪強就不同了，他們擁有大量的膏腴土地，還有充足的勞動力，強大的財力又使得豪強可以購買足夠的耕畜和最新式的農業生產工具。這樣一來，豪強就成爲最具備條件應用新工具和新技術的階層，我們甚至可以說，豪強纔是能夠把這些新工具和新技術的效用進行充分發揮的階層。從這個意義上，豪強的出現本身就是符合生產力發展需求的，豪強和豪強控制下的生產方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算是一種進步的因素。所以，這也是豪強階層在西漢政府的不斷打壓之下，還能不斷壯大的客觀原因和歷史必然。
(三)漢武帝之後的豪強
正是因爲豪強階層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從漢武帝以後，豪強的經濟實力與日俱增。但是，此時的豪強仍舊不具備和漢廷中央相抗衡的實力，漢武帝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處置和遷徙豪強。
《漢書·武帝紀》：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 ”
漢武帝以後的漢昭帝、漢宣帝時期，西漢國家力量依然強大。這個時期漢廷繼續依靠遷徙豪強的方法來限制和打擊豪強。在這個階段，豪強還是無法和國家對抗，雖然內心是牴觸和反對的，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但是這種局面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了，隨着豪強和國家力量對比的逐漸改變，以前只需要一紙詔令就能完成的遷徙豪強，開始逐漸遭到豪強的公開抵制。豪強和漢廷的鬥爭，首先出現在輿論領域。
《前漢紀·孝元皇帝紀》：
“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
漢元帝的這則詔書實際上是承認了豪強抵制遷徙的政治訴求，並且也用“非長久之策”對之前遷徙西漢政府施行的遷徙豪強政策作出了否定。這樣一來，就無疑會助長豪強的土地兼併和人口侵佔。而漢元帝之後的漢成帝顯然更加無力扭轉這種局面，甚至連他自己也“置私田”，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民間擁有大量私田和私奴的皇帝。
《通典》：
“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
後來唐人在論及唐代均田制遭到破壞而導致土地兼併盛行的時候，竟然以西漢成帝和哀帝作爲“基準”，加以對比。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西漢自漢成帝以後的土地兼併之盛。而這之後的漢哀帝則根本無法遷徙豪強了，於是漢哀帝另闢蹊徑想要搞限田，但是因爲阻力實在太大，也只能僅僅停留在“有司上奏”階段，根本無法實行。
按照《前漢紀》的說法，“限田之議”規定庶人到列候之間，佔有土地是不能超過三十頃的。如果超過就要沒入“縣官”，這裏要說明一下的是，兩漢文獻中的“縣官”，並不是指縣令這種地方長官，而是指皇帝。而漢哀帝自己一次性就賜田兩千頃給寵臣董賢，成爲限田之議的破壞者，簡直是“打臉”自己。而結合起當時的局勢來看，這其實還頗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
如果說，從“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這個角度，或許可以比較完美地解釋西漢自武帝以後，豪強之所以越“打”越“強”的原因。但是，這還不是東漢意義上的豪強如此之強的全部原因。
那麼，東漢豪強又爲什麼如此之強呢?
三、豪強的儒學化和官僚化
豪強之所以強，經濟實力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卻只能說是一個基礎。豪強之所以到了東漢時代“大盛”，這還和豪強不斷儒學化和官僚化有着密切的關係，而儒學化和官僚化，則是東漢意義上的豪強成型的標誌，也是其一個顯著的特徵。
因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漢代的文化也得以蓬勃。西漢中後期，儒學在漢代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普遍的重視。“通經”成爲西漢政府選拔官吏的一個主要依據。豪強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擺脫了單純任俠的氣質，開始儒學化。
《後漢書·馬武傳》：
“帝后與功臣諸侯宴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
劉秀和鄧禹的這番對話，雖然已經是東漢建政以後的事了。但是劉秀口中的因爲具備“鄧氏子”和“志行修正”這兩個條件，得出“何爲不掾功曹”的結論，顯然是就兩漢之際的情況而言的。在劉秀的眼裏，豪強和明經是成爲地方官員不可或缺的條件了。應該說，劉秀的這種認識，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豪強在經過西漢中期以後的儒學化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官僚化，並且這不是一時一地的個別情況，而是彌廣於整個漢代社會了。其實就劉秀本人的情況而言，他也曾經具有豪強和太學生的雙重身份，年輕時曾經在長安“受《尚書》，通大義”，所以他對兩漢之際豪強的儒學化和官僚化情況才能如此洞若觀火。
關於這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
比如弘農楊氏，其中的楊震被稱爲“關西孔子”，楊氏家族在東漢因爲通經博覽，四世三公，顯赫無比。而究其淵源，也正是楊氏在西漢宣帝之後，逐漸走上了潛研儒學的學術道路的原因。
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裏曾經談到，“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趙翼敏銳地觀察到了東漢社會的豪強儒學化的“一時風會”，這個意見無疑是正確的。這些出身於豪強的東漢開國功臣，經過儒學化和官僚化，和劉秀一起成爲東漢政權的開創者。所以，豪強在東漢社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而隨着劉秀“度田”之後和地方豪強的妥協，西漢中後期以後的土地兼併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東漢政府只能靠調整地方長官和屬吏的關係來和豪強達成新的平衡。出身於豪強的地方屬吏，往往能夠真正掌握地方的行政權。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汝南太守範孟傅，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現象，開始普遍出現在東漢社會中。
東漢的豪強並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豪強”
可以說，經過了儒學化和官僚化後的東漢豪強，就此開始由上而下全方面地控制着東漢政權。
結論
東漢豪強的雛形出現於西漢初期，他們最初的來源是六國舊貴族後裔。在漢初，他們的力量並不強大，多以“富戶”的形式存在，並且處於西漢政府嚴密的監控和管理之下。
然而，隨着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豪強這個階層因爲適應了農業新工具和新技術，首先在經濟層面獲得了突破。以漢武帝時期爲分水嶺，豪強的勢力和漢廷中央此消彼長，開始逐漸佔據上風。
在西漢中後期的儒學化和官僚化的進程中，豪強的實力進一步增強。隨着西漢在豪強的崛起中轟然倒地，劉秀的東漢王朝在豪強的支持下建立起來，重建了封建統治秩序。在這種情況下，豪強作爲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都佔據壟斷地位的階層，最終出現在了東漢社會之中，其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