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女禍”亡國的陳腐論調，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進步文人做出了擲地有聲的駁斥和旗幟鮮明的回答。在這類詩歌之中，最爲有名的當數唐代詩人羅隱的《西施》：“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首句以勸慰的口吻告訴世人，一家一國的興亡自有其內在規律，吳人把罪責推給西施，自然是不對的。後兩句妙在沒有對吳國滅亡的原因進行直接的分析，而是在結句追問一句“越國亡來又是誰?”越國本沒有西施，但不也是一樣沒有逃脫滅亡的命運嗎?由此自然就得出“西施亡吳”是謬論了。
那麼，吳國到底是因何而滅亡的呢?夫差中了勾踐使用的美人計自然是直接原因。唐代詩人皮日休在《館娃宮懷古(其一)》中說：“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越王用美人計滅掉吳國，畢竟不夠光明磊落，是有其堪羞之處的。 然而，此詩的前兩句卻大有深意，“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在這十四個字之中，作者將夫差貪圖享樂與吳國面臨的危機加以對比，揭露夫差荒淫誤國、抵死不悟的愚蠢行徑。越王只用一個美女就將夫差弄得忘國忘家，乃至忘身，真正堪羞的人，就應當是吳王夫差而不是越王勾踐了。
唐代詩人陸龜蒙也對吳國滅亡進行了高度凝練的概括：“吳王事事堪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吳宮懷古》)西施的容顏未必就勝過六宮的所有佳麗，吳王夫差做的每一件事都可導致吳國滅亡。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把吳國滅亡的原因甩鍋給西施了。那麼，吳國滅亡，還有哪些原因呢?
“宰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唐·崔道融《西施灘》)夫差偏聽偏信，重用佞臣宰嚭而致政事荒廢，應是其中一事。“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醁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唐·胡曾《姑蘇臺》)伍子胥曾有“勾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的忠諫，但夫差不納忠言，反而殺害功臣，自毀長城。“棄雄才”，也是一大原因。
“縱敵稽山禍已胎，垂涎上國更荒哉。”(范成大《題夫差廟》)爲了爭霸屢次出兵討伐齊、魯，這也加速了吳國的滅亡。窮兵黷武，也當是一個原因。
羅隱還有一首《姑蘇臺》詩：“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覆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榭爲西施。”詩中把夫差的荒淫無道和吳國始祖泰伯的謙讓與賢臣季札的守節知禮加以對比，諷刺夫差貪色誤國的精闢論斷。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推出：吳國滅亡與西施真是無關。
其實，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國家的命脈都操縱在男人手中。可謂是興也男人，敗也男人，與女人有何干呢?
後蜀主孟昶之貴妃花蕊夫人徐氏，在蜀亡國後被擄入宋。宋太祖久聞其詩名，召她賦詩。徐氏便口占一首《述亡國之由》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荒淫誤國的是君王，大兵壓境而一籌莫展、豎降旗的又是君王，不戰而降的十四萬士兵又都是男人。若把亡國之責加到女人身上，真的是冤枉呀!
古人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國滅身死而怨天尤人，特別是歸咎於女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