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知道，雖然，宋朝繼承和發展了唐朝的一些政治制度，但是，兩者卻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比如：在思想上，唐朝開放包容，但是，到宋朝時卻趨於保守;唐代主要尊崇老子和儒家學說，整體氣勢雍容豪邁，宋代尊崇孔子的儒家學說，思想比較迂腐，對外政策既保守又軟弱。
那麼，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究竟是什麼使得唐、宋兩代展現出了不同的國家風貌呢?其實，這一切都來源於宋朝統治者對武力的恐懼。
從唐朝的開元盛世到宋朝建國之初，其間跨度二百二十餘年，中國先後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戰爭不計其數：先是著名的安史之亂，再是藩王們揭竿起兵、羣雄割據，之後，更是經歷了混亂不堪的五代十國。尤其在五代十國，臣子們弒君篡位和發動兵變，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
這一時期，每個政治人物所創造出來的輝煌時刻，都如同煙花一般轉瞬即逝。當時，歐陽修曾做過一個統計：“在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這五個朝代裏，中國一共改換了五個統治家族，經歷了十三個皇帝。其中，有八個皇帝因爲國家滅亡被殺，最年長的十多歲，最年幼的不過三四歲。”
在這樣一個以“力量”爲強者的時代，骨肉相殘更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當樑朝被滅的時候，太祖八個兒子(包括養子)全都被人給殺死。在五代的十三位皇帝中，只有唐莊宗和周世宗，有幾個子嗣存留，其餘的皇帝子嗣全都被人連根拔起。可見，在以武力爲尊的時代，一切都不能長存。
人們想盡方法獲得榮華富貴，卻在轉瞬間變成了泡沫。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沒有永遠的勝利者，每個人都可能以悲劇的結局收場。所有，發動兵變奪得政權的趙匡胤也看到了這一點，他不想再重複這樣的悲劇了，更想結束這一切，還天下一個太平。
那麼，他要怎麼做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
方法只有一個，那就重新創建一個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比武力，變成“以文說話”。
所以，宋朝政治制度的首要特點，便是：從各個方面防止武力的發生。建國不久後，趙匡胤邀請功臣們一同慶功，並在宴會上戲劇性地從幾位極有實力的將軍手中收回了軍權，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接着，他又想方設法發展和完善專制集權，以鞏固宋王室的權力和地位。
在當上皇帝以前，趙匡胤是後周的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宮禁衛軍的統帥。因此，他很清楚這個職位的重要性，以及在這個職位上可以成就怎樣的大業。所以，在設置宋朝的官制時，趙匡胤就把禁衛軍的統帥權一分爲三：
殿前都指揮使(殿帥)、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馬帥)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步帥)，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帥”。“三帥”分別掌握着不同的軍權，彼此之間互不關聯且相互牽制，達到了一種平衡狀態。同時，趙匡胤還設法分開了軍隊的指揮權和調動權，即：“三帥”雖然可以訓練和指揮禁衛軍，但卻沒有辦法調動禁衛軍。使得軍隊的調動權歸屬樞密院管理。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樞密院批准的文件，任何人都不能調動禁衛軍，這就從根本上防止了兵變的發生。
除了這些措施之外，趙匡胤爲了防止武官叛亂，還從各個方面設法限制武將，以降低武將在朝廷和國家中的地位，讓武官遠離政治權力中心。
所以，每當討論國家大事時，武官的參與感都很低，他們基本上沒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力。另外，爲了減少人們對武官的興致，宋朝在文武官員的升遷上，也作了不同的規定：文官升職容易，只需要經歷三次週轉就可以了;而武官想要升職不僅困難，要轉九次，還有諸多限制。
所以，在朝廷上，武官總會覺得自己比文官低一等，以至於，連官至樞密院的武官，在路上看到了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下令讓馬伕避讓。然而，處處限制武官後，趙匡胤仍然感到不滿意，於是，他又想盡辦法給“武器”戴上了枷鎖。開寶三年，趙匡胤發佈了一條令人尋思的法律法規：
“在京城中，無論是文人士子還是普通百姓，均不能私自保存兵器。”
很顯然，他這樣的做法是不想以後有人用刀棒把他的子孫趕下臺。之後，在淳化二年、天禧五年、景佑二年、慶曆八年、嘉佑七年、宣和六年和宣和七年，宋朝先後七次下令禁止個人私藏武器，並且，禁令範圍逐漸從京城拓展至全國，武器的類型也漸漸從軍隊兵器擴展到了百姓日常使用的刀具。
在宋朝的時候，南方天氣溼熱，樹木叢生，爲了方便開墾荒地以種田，百姓經常帶着一種叫袴刀的刀具。但是，在天聖八年，宋仁宗卻把這種刀具劃入到了禁令範圍。景佑二年，皇帝再次下令規定：無論是使用袴刀者，還是造刀者，只要被發現私藏袴刀，都要按私藏兵器罪處理，受到嚴厲的懲罰。
到了天禧五年，皇帝更是下令：民間用來祭祀和社戲的儀仗刀槍，也不能使用。宣和六年，朝廷規定：哪怕是帶刃的物品，也通通不準使用。
那麼，當民間舉行祭祀活動的時候，沒有刀槍可用怎麼辦呢?
對此，朝廷有這樣的建議：可以用木製的兵器代替，然後，貼上一些錫紙以代替真兵器。可見，宋朝的皇帝都被歷史中的刀光劍影嚇破了膽。所以，他們爲了防止再出現這樣的情況，竟對武器產生了過度的神經反應。
其實，在給武官和武器銬上枷鎖的時候，趙匡胤可沒忘記把文官關進籠子中。
爲了解除文官對皇權的潛在威脅，趙匡胤巧妙地運用了“分權”和“制衡”的辦法。他首先把宰相的權力切分成軍權、行政權和財權，然後，把軍權交由樞密院來掌控，設立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來把持部分行政權，又設“三司”來獨掌財政大權，以此分割掉宰相的財權。
此外，趙匡胤還把官員的任命權收歸中央，並規定每個官員的任期時長最多三年。而且，爲了防止地方官員獨斷政權，他在各個地方都設置了通判，以此來監督知州。後來，他又把各地的財政大權交由轉運使來管理，從而，達到取消地方對財政的處理權、削弱地方財政的目的。
雖然，宋朝爲此付出了沉重的“冗官”代價，但終算還是加強了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排除了貴族能夠起兵叛變的一切可能性。從此以後，宋王室百年統治無憂，獨斷專行，羣臣不與之爭。可見，趙匡胤雖然出身於武將，但卻酷愛讀史書和思考。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的設計，簡直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
所以，宋朝的政治制度不僅開創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新境界，還實現了自秦以後中國政治制度一大升級和飛躍，大大的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從宋朝開始，人們不再以上戰場、立功勳爲榮，民間流行着這樣一句俗語：“做人不要做軍人，做鐵不要做尖針。”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在宋朝時期，無論宋將們立了多大的功勞，他們的身份和地位遠遠比不上文臣。甚至，有人針對此現象做了一首詩，詩的大意是這樣的：“即使武將們率領十萬軍隊，收復了幽雲十六個州縣，凱旋而歸，被人尊奉於太廟中，也比不上一個文人中狀元的榮譽。”
就這樣，男人開始由崇武變成了崇文，他們日復一日地沉醉在書中的世界，在淺詞輕唱中慢慢送走了時光。由於，極少運動和整天讀書，所以，他們的體質變得越來越差，性格越來越內斂。
就像梁啓超所說的那樣：“人們都崇尚讀書，好爲科考做準備。即使人們天生武力卓越，也毫無用武之地，且粗魯和彪悍已經被排除在上層社會外，社會上已經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於是，武事漸漸被荒廢，民風日漸柔和，男人文弱得像生病了的人，說話像女子一般輕柔，性子溫柔得如同菩薩，膽子大得像被馴服的羊。”
可見，趙匡胤雖然費盡心思保住了宋王室的統治地位和利益，但卻失去了能夠保家衛國的人才。儘管在宋朝的統治期間內，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物質實力遠遠高於四夷，但戰鬥力不足的軍隊和權力過於分散的政治體系卻使其積貧積弱。在經歷了幾次敗仗後，宋王室終於被迫撤離中原，逃向南方另立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