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戰功卓著的曾國藩終於升任兩江總督，結束了長期受制於地方督撫的歷史。升至如此高位，曾國藩不興奮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畢竟是個政治家，在興奮中不忘清醒。五月十五日，尚在前往總督府的路上，他就燒了兩把反腐倡廉的火：一是告誡自己的老部下楊載福、彭玉麟，不要在自己出發之時搞歡送儀式;二是由水路改爲陸路後，他寫了一篇文告，要求“巡捕、門印、簽押敬聽而記之”。
這篇文告除了第一條是告誡身邊人不準侮辱州縣百姓，必須以禮待人，算是做人方面的教誨，其餘的內容都是關於怎樣防止腐敗的。比如第三條：“凡巡捕、門印、簽押，勢之所在，人或不敢不從。或其親族，或其舊識，或薦至各將營盤，或薦入州縣衙門，縱有過失，互相隱蔽、溝通袒護，爲患甚大。自此次告誡之後，概不準薦人入將領之營，入州縣之署，亦不準各營各署收受。”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在防止身邊人以權謀私方面的良苦用心。在他看來，腐敗主要有兩種：一是非法收受錢財，二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安排工作。在文告中，曾國藩不僅提出了具體要求，而且說明了自己這樣規定的理由。
巡捕、門印、簽押是幹什麼的?巡捕大致相當於今天高級官員的衛士長或者接待室主任，負責維護衙內秩序，並且在下級參見總督時領路;門印則是指“門房”和“管印長隨”，他們一是看守衙門的大門，一是負責用印;簽押是指簽押房的僕人。地方官處理政務，主要內容是簽發文件，需要在一些重要文書上蓋上大印，掌握這種機要任務的辦公室被稱爲簽押房。總督身邊的這些人職位並不高，有的甚至根本算不上官員，但因爲在總督身邊，也就有了某種特殊的權力。比如巡捕負責帶領官員參見總督，下級官員勢必要向他打聽總督有什麼好惡，而要想得到這個信息，下級官員就必然要給他好處費。再如下級官員想進衙門，先要門房通報，由於求見者衆，門房往往有代官員擋駕之權。下級官員能否見到總督，自然也就取決於門房。至於簽押，有權在簽押房爲官員初步處理文件，分出輕重緩急，一樣有尋租權力的空間。作爲一個在官場摸爬滾打幾十年的人，曾國藩不可能不知道身邊人的腐敗路徑。
曾國藩一生都有一個“學爲聖人”的心結，特別在乎公衆形象，所以他自律極嚴，從不損公濟私，更不會向下級索賄，並且嚴格要求親人和身邊人。比如交代親人在來往官署的途中不能接受沿途州縣的吃請和饋贈，嚴禁身邊人利用他的影響力收受賄賂、辦理私事等。曾國藩反腐首先將目光投向身邊人，也與他夢想打造兩江地區的清廉政治有關。這從他履職之後的作爲可以看出來。到達祁門後，他立即派出幕僚祕密考察府道以上的所有高級官員的優劣，要求副省級、道員級官員彙報自己下屬的情況。他還在總督府門口設置舉報信，發動民衆舉報不法官員，並嚴格保護舉報人。
曾國藩給身邊人設下“緊箍咒”之後，身邊人的表現如何，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官員不由民選、皇權高於一切的環境下，曾國藩反腐的威力是有限的。不過，在封建時代，一個高官能夠如此清醒地認識到身邊人腐敗的危害，已經足以說明曾國藩的眼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