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手握重兵爲何不反清自立?曾國藩的決定明智嗎?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清朝後期爆發了橫掃中國南方的太平天國運動，此時的八旗兵和綠營兵早已不復曾經的驍勇。在此背景之下，清廷不得不利用地方團練武裝進行抵禦，湘軍由此誕生。
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南方太平天國運動和北方捻軍起義的連番打擊，清朝已經出現政局嚴重不穩的跡象，而此時掌控湘軍的曾國藩備受清廷質疑，麾下亦有不少人曾或明或暗的示意他起兵傾覆滿清，但卻被其所回絕。那麼究竟是何原因導致曾國藩手握重兵卻最終自行裁軍轉身成爲一個政治官僚呢?其實要想釐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曾國藩自身進行分析。
康熙朝已經完成對中原文化的兼收幷蓄
縱觀清朝十二位皇帝，功績最爲突出的當屬康熙帝和雍正帝。雖然在這兩任皇帝在位期間創下了中國中央集權制度的巔峯，並且因大肆推動文字獄造成了清朝思想界和文學界萬馬齊喑的灰暗景象。但同樣也是促進民族文化大融合、繼承中華文明最優秀內涵的時期。清朝延續了此前中原王朝注重科舉選拔官員的禮制，嚴格遵守和學習四書五經以及其他經典。康熙皇帝更親自主持編纂了權威性極強的漢字典籍，即康熙字典。
康熙時期，朝廷在任用官吏和選賢舉能方面，已經能夠基本做到一視同仁。滿人如若貪贓枉法，同樣會嚴懲不貸。明朝中後期嘉靖朝，桂萼曾提出一條鞭法稅制改革，並被張居正推廣全國。然而該稅法既量地又計丁的方法，使得無地或少地的貧農吃虧而讓兼併了大量土地的地主佔了便宜。康熙時期，玉米、紅薯等明朝後期引進的高產作物已經開始普及，因此朝廷做出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規定，通過將丁稅額度固定下來的方式，大大減輕了百姓身上的負擔。從康熙朝開始，中原民衆對清朝統治的認可度急劇提高。
曾國藩的思想形態
清朝自康熙朝大力推行文治開始，對思想學術的控制同樣嚴苛起來。隨着中央集權統治的加劇，清朝的官僚大多從小沉浸在孝臣忠君的思想薰陶之下。在這種制度的管束之下的曾國藩，其本身就是清朝政治舉措安排的勝出者，天然會有維護清朝統治的一面。
另外，和左宗棠所奉行的陸王心學不同，曾國藩更爲推崇程朱理學。心學更爲注重經世致用，正所謂求真理以立功業。而程朱理學則對自我修身更爲看重，很重視存天理以滅人慾。故而相較於左宗棠對建功立業的積極追求，曾國藩籌建湘軍和開展洋務更多的屬於一種被動的修身行爲，主觀能動性並不強烈。
湘勇得以維持的運行邏輯
由於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性格，曾國藩的野心並不大。然而即便如此，當湘軍勢力愈發龐大，一躍成爲清朝最大軍事勢力之後，難免不會有人唆使曾國藩割據稱王。然而湘軍先天的運轉邏輯同樣制約了曾國藩可能存在的野心。湘勇的籌備組建源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肆掠。當時的太平軍發源於廣西，一路沿着長江流域自西向東，最後來到江淮平原後才逐漸穩固。這是因爲秦嶺淮河以南的疆域多山多河，形成了衆多半隔離狀態的宗族，阻礙着太平軍的步伐，並且也使得太平天國在山區的戰果有限且難以穩固。爲了對抗太平軍，根深蒂固的宗族勢力紛紛加入曾國藩組建的地方團練，因此從一開始宗族士紳階層就已經成爲湘軍的組織核心，曾國藩也只能依賴於他們才能指揮整個湘軍。
另一方面由於湘勇從一開始便是爲了抵禦太平軍而組建的，曾國藩的起家之本就是匡扶清廷、鎮壓起義，所以策動湘軍反清從法理上困難巨大。太平天國起義的燎原之火，源於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大量失業的廣西籍搬運工(此前只有廣州一口通商，商隊大多需要僱傭兩廣地區的勞力翻越嶺南運輸貨物)，此後太平軍一路向北向東，路途中吸納的大多是少地或無地的流民和客家人。太平軍攻佔一地之後，首先掠殺的則是擁有宗族產業的土著民系，因此湘軍對太平軍的仇恨深重，反而和清廷並不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
清朝的法統模式和對湘勇的制約策略
事實上，並不是說曾國藩改旗易幟就能夠輕易成事的。當曾國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漢之後，清朝中樞的態度就頗爲曖昧。一方面朝廷期盼湘勇足夠強大到能夠迅速剿滅心腹大患太平軍;另一方面又十分擔心湘軍會在某天用兵自重，甚至揮軍北上牽制朝廷。由於湘軍的軍餉經費自成一體，並不是由朝廷分發，故而沒有足夠的制約手段。但清廷還是通過一系列策略，對湘勇進行內部分化。楚軍、淮軍先後從湘軍中分離出來，即便是湘軍內部也不是曾國藩能夠絕對掌控的。
退一步說，即使湘軍、楚軍、淮軍等地方團練勢力真心實意的共推曾國藩割據稱帝，他也難以繼承清朝的全部疆域。前面提及康熙皇帝以後，清朝君主繼承了儒家所說的天命法統，成爲民衆眼中入主中原的正統皇帝。然而在中原之外的疆域，漠北、雪域高原等地，清朝君主卻是以其他面貌出現的。在滿蒙地區，他是依託於滿蒙八旗制度下的共主，享有大可汗的稱謂。在雪域藏區，又通過藏傳佛教作爲紐帶，作爲文殊菩薩轉世活佛存在。多元化法統結構，促使清朝君主得以同時長期穩固的掌控東亞大陸不同區域，這是曾國藩以及湘軍勢力所無法做到了。同時也是後來袁世凱拿到《清帝退位詔書》後，欣喜若狂的原因，畢竟在退位詔書中明言了清朝全域將由民國繼承的條款。
湘軍的實力不足以衝破清朝的樊籬
清廷對湘軍的忌憚源於其自身實力和獨立的財政體系，然而這些並不足以確保曾國藩有充足的把握擊敗清朝。由於湘軍內部的宗族特徵導致派系林立，曾國藩充分發揮宗族內部的團結紐帶作用，建立起一支支獨立的宗族部隊，明確了只服從於曾國藩的單一領導機制。爲了平衡和協調不同派系之間的利益，縱容湘軍屠殺掠奪成爲自然之舉。戰利品由此成爲湘軍財政的副業，同時亦刺激了湘軍士兵作戰勇猛。明清時期，土客之爭激烈，尤其是到了清朝末期更是如此。因此對於只有家族觀念的湘軍來說，攻城之後展開殺戮並不會覺得有不妥之處。
除了戰利品之外，湘軍等地方團練最爲基礎的財政來源是“厘金”。所謂厘金，是軍隊私自在各關口設立的稅卡。靠的就是對商品流通徵收重稅。這是清廷在號召地方團練抵禦太平軍時，由於自身財政負擔沉重所作出的財政權妥協。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各地商品流通量增大，確保了湘軍的充足“厘金”收入，這也是地方宗族勢力願意聽從曾國藩(包括後來楚軍聽從左宗棠、淮軍聽從李鴻章也是一樣的邏輯)的重要原因，畢竟他掌握了地方財政權。然而此時，清朝在英國人李國泰、赫德等人的幫助下，在湘軍攻克太平天國天京之時已經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海關，保證了晚清充足的海關稅收。而不論是農業地稅還是商稅，都不能徵收過度。隨着國際貿易的增長，清朝收到的海關稅越來越多，對湘軍的優勢也就越來越大。
曾國藩個人能力制約
湘軍與太平軍的交戰中驍勇無比，但這並不意味着曾國藩的軍事指揮才能卓著。事實恰恰相反，曾國藩更爲擅長的是選將、練兵、籌款等補兵和後勤工作，他臨陣指揮的記錄慘不忍睹。然而其所擅長的籌款、練兵等，前面已經分析過，並不能轉化爲穩固的自身嫡系力量。
另外，太平天國覆滅的時候，曾國藩已經有50歲了。這在當時算得上年事已高，沒有多少精力去籌劃謀算爭霸稱帝的事宜了。以其“中人之姿”的先天條件和自知之明的心境，也不會貿然舉兵反清。
時局環境的制約
由於清廷的政策約束和策動，淮軍、楚軍雖然皆出自曾國藩幕府，甚至由曾國藩本人大力主張籌建。然而依託於安徽、江蘇和上海的淮軍注重西洋火器，更看重江淮地主財閥的利益。左宗棠籍貫湖南，麾下楚軍同樣以湖南籍衆多，但兵源比湘軍更廣(僅限於湖南湘鄉縣一地)，同時在湘軍和清軍老營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了建制和選兵機制。綜合來說戰鬥力比曾國藩的湘軍實力更爲強悍，尤其是左宗棠的楚軍改善了將兵之間的溝通，保證了軍令的暢通。
除了淮軍、楚軍可能的掣肘之外，一旦曾國藩舉兵反清，同樣需要面對北方的捻軍起義、回民起義和清廷反撲。更爲重要的是，在晚清的時局背景之下，西方列強纔是中華之大患，權柄更迭對解救危局來說，其實是於事無補的。既然如此，曾國藩又何必要提着腦袋拋棄現有的地位和權勢去造反呢。
綜上所述，不論是曾國藩自身實力和個人素質，還是當時的國內外時局背景，都不允許曾國藩舉兵反清。更不要說即便他舉事成功，也未必能夠承接清朝全部遺產，反而很可能遭到英法和俄國的趁火打劫。所以說，曾國藩在手握權勢之時，堅決不稱帝的行爲，是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