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年，兩江總督那蘇圖經過安徽鳳陽、廬州等地時，發現沿途土地雖很廣闊，卻不肥沃。那大人動了心思，下轎直接奔到地裏仔細察看，發現麥子、豆類等莊稼一概萎靡不振。
莊稼不好，責任肯定在人，那蘇圖把目光轉向當地百姓。一番考察後，那大人發現“男婦半習嬉遊，不事工作”。原來，老百姓根本沒盡心盡力在地裏幹農活，而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嬉遊”一類的尋歡作樂上了。而且，這竟然是江北地區的一大傳統，“鳳、廬、潁、泗等府州爲尤甚”。
但是，本地老百姓生活並不寬裕，也沒人東跑西顛忙着做生意，那爲什麼不專心種地呢?
原因竟然是“該處地土廣闊”—土地太多!既然家家戶戶都有用不完的土地，於是揚手撒種，坐待收割，老百姓打心眼裏就沒琢磨過怎樣開展精耕細作，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像灌溉水利、修築堤壩、春夏耕耘、儲糞施肥一類的事從來沒人操心，以致民間有了“望天收”的俗諺。
那蘇圖把所見所聞向乾隆詳細彙報，稱江北一帶之所以收成不好，癥結不在土地，而在人。其實，那大人不知道，他的發現並不新奇，此前已經有人向乾隆講過類似的話，只不過地點不在安徽，而在河南。
1737年，河南巡撫尹會向乾隆奏報稱，同樣種一畝地，北方的收成以鬥計，南方的收成卻以石計(1石=10鬥)。考慮到環境的不同，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差距也不應如此之大。尹大人深入挖掘，發現根源並非一般人認爲的南方人聰明、勤快且土地肥沃，而在於南方地窄人稠、土地資源嚴重緊缺。
在南方，一個人所耕種的田地通常只有十多畝，最多不過20畝，於是“力聚而功專”。人人都花費心思琢磨怎麼精耕細作，把這一塊地伺候得無比周到，所以收穫頗豐。至於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個人種的地能達到七八十畝，甚至一百多畝，“多種則多收”，反正土地有的是，種上了就不算浪費，種上了就能打點糧食。有了這種想法，人的精力就會自動瓦解，不能夠精心耕種，最終反倒收穫極爲有限。
如此，不需要太費腦筋，就能找到解決“望天收”的辦法。比如，來個釜底抽薪，推行人均耕種土地不得超過20畝的政策，打破土地佔有過度的局面，徹底消除人們“望天收”的物質基礎和心理依賴。這樣一來，人人都會主動地投入到精耕細作的大軍中去，完全不需要設置一堆相關部門成天忙着催、查、辦。至於省下來的土地，種樹或養豬，幹什麼不掙錢呢?
300年前的兩則故事放在今天仍有意義，因爲一些佔盡資源的羣體始終或明或暗地對“望天收”不離不棄。以之考量官場，譬如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之狀依然存在，這能帶來什麼好處呢?只有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低下。所以，佔用資源太多並非好事，多花些心思在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資源上，比擁有甚至霸佔更多資源更能帶來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