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郎瑛所著《七修類稿》中，對“生老病死”的具體分類是：慈幼局謂“生”，專管收養棄兒;養濟院謂“老”，專管收養孤老;安濟坊謂“病”，專管收養病殘;漏澤園謂“死”，專管收葬棄屍。又云假如再把縣獄加上去，又可湊上個“生老病死苦”了。
先說“生”。從《周禮·地官·大司徒》的記載來看，可認爲西周時的中國政府已相當重視人口保養了。所謂“以保息六，養萬民”中，第一條就是“慈幼”。鄭玄的註釋是：“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春秋時越國的制度是，婦女快分娩時得報告官府，由官府派醫生守護，生男孩的獎勵兩壺酒一條狗，生女孩的獎勵兩壺酒一口豬。
生三個子女的，由官府派給乳母哺育(《國語·越語》)。在齊國，官府裏也有專門的“掌幼”官，負責獎勵“光榮媽媽”，比如有三個孩子的媽媽可以免交賦稅;再生一個，全家的賦稅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個的話，官府還派一個保姆來，這老五和保姆的口糧，全由國家負擔。此外各地還有“掌孤”官，專門負責給孤兒找領養人家，養孤人家有免賦待遇，“掌孤”官還要經常去探問。秦漢開始，這類職能全化爲州縣衙門的法定責任。
《後漢書·賈彪傳》記載，賈彪當新息縣縣長時，城南發生盜殺，城北發生溺嬰。賈彪吩咐驅車案驗，掾吏認爲兩者相比，自然是盜劫害人重要，準備帶他去城南，賈縣長髮火道：“寇賊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數年之間，新息縣增添了數千小生命，都說是靠了賈縣長才得生存，於是男孩全取名“賈子”，女孩全取名“賈女”。到了北宋時，史有明載的官辦慈幼局出現了，不過仍鼓勵民家來局認養，官給錢米或指派乳婦，至有“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之諺。兩宋以來，慈幼局逐漸普及，後來也有叫育嬰堂的，但專門的“掌孤”之官，則不再給編制，改作雜職。
次說“老”。優待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直系子孫的責任是敬親，是“孝”，而養則是起碼的條件，所謂“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那些沒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譜族黨中屬於旁支而不能繼承祖先財產的老人，國家就要給予照顧。《禮記·王制》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看起來最早的養老院是和學校辦在一塊的。
和慈幼相同，從秦漢起，養老亦轉爲州縣常務。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居養院的制度，則自北宋開始，元朝改名爲養濟院，《大元通制》規定：“諸鰥寡孤獨老弱殘疾窮而無告者，於養濟院收養。應收養而不收養，不應收養而收養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襲宋元，州縣均有養濟院，《香祖筆記》上說明代權臣嚴嵩被抄沒家產後，就住進了杭州養濟院，直到老死，杭州養濟院還將其祀爲院神。在戲曲中，嚴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臉，你能設想他居然還能在身後享受香火供奉嗎?
撫卹病殘也是老傳統，北魏時就有“使京畿內外疾病者鹹令居處，便醫治之”的官立慈善醫院(《陔餘叢考》卷27)。唐代時武宗發起滅佛運動，配套的政策是把許多寺院改辦成悲田養病坊，用寺田租米作爲維持經費。到了宋朝，雖然許多佛寺又恢復了，但這套制度仍得保留，京師有福田院，全國各地有安濟坊。明代嘉靖時來廣州一帶遊歷的西方傳教士克路士，曾撰文介紹中國地方政府收治貧困病殘患者的情況——
跛子和瘸子，有的沒有直系親屬，有的雖有，卻不肯養或者沒有能力養他們，他們就向皇帝的賦稅監督官(指地方官員)上訴;於是他們的親屬受到官吏的審查。如果親屬之中有能力贍養的，就叫最近的親屬盡其義務養活他們;如果親屬不能贍養他們，或者在當地沒有親屬，賦稅監督官就下令把他們收納到皇帝的醫院。因爲皇帝在各城都設有大醫院，其中有很多房間。醫院的官吏要負責供應那些臥牀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間，皇帝的國庫要爲此付出足夠的租金。
沒有躺在牀上的瘸子每月領一定數量的大米，靠這份米和他們在醫院內飼養的一些雞和豬，他們足以維持生活。所有這些都充分付給，沒有失誤。同時因爲那些被接納入院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們得到終生的贍養。奉賦稅監督官之命而被接納入院的人都登記入冊，每年醫院的官員要報告花費數字和救濟貧病的情況，如有差誤或玩忽職守，那他們就會因此受到嚴懲。
宜加說明的是，克路士所謂“跛子”和“瘸子”，泛指喪失了勞動謀生能力的殘缺人，所謂 “醫院”，則是指殘疾人收容所，中國人的叫法是悲田院、養濟院、安濟院等。所謂“醫院 的官吏”，就是指那些受政府指派管理這些機構的人，其實並無官職編制。
生有養和死有葬，是傳統中國禮儀文化之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東漢時官營公墓和公 祭的史實，是明白無誤地寫在《後漢書》裏的。不過，直到北宋神宗時，纔有了詔令全國各 地經營“義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時，據說是蔡京出的主意，在義冢的基礎上普遍開設“ 漏澤園”，意思是皇恩之澤如雨露普施，也別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於是全國州縣都設置 政府出資經營的公共墓園，兼辦殯葬事務。凡平民家無地安葬死者的，都可以廉價入葬公共 墓 園。無主死者或貧困家庭可以免費入葬。這些工作，都被納入地方官員的考覈。所以趙翼認 爲，如果嚴嵩可當養濟院院神的話，那麼蔡京也可以在漏澤園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讀者或許會產生疑問：向來都知道封建政府只會壓迫老百姓，怎麼會關心起老百姓 的生老病死了呢?這裏也有幾個原因：其一，國家的財政收 入就是賦稅，而人口就是賦稅的源泉， 保養人戶的長遠利益，也就是養雞取蛋;其二，恤幼養老、生養死葬這些傳統文化觀念的影 響，當然是不能小覷的，而且聽任屍骸任意棄置或淺埋浮殮，還會引發瘟疫流行的嚴重後果 ;其三，州縣衙門憑什麼認認真真或者至少是裝模作樣地去幹 這件事呢?先別說它們都是考覈政績的內容，就以州縣的等級、編制的多少都與本地方人戶 數目相關這一條來講，對其也是刺激因素。
同“掌孤”之官的消失相同，州縣衙門裏也沒有養濟院、安濟坊、漏澤園一類機構的專門 編制，也是以雜職掌管。所以，和“設官不給祿”的僧官、道官、醫官們相比，這又屬於既 不設 官也不給祿的更次一級了。可是即便如此，想巴結這些職務的人也真不少。從虛名上講，編 制上沒有，習慣上卻同什麼保正甲長啦差不多，好歹也算是個編制外的“雞毛官”吧?而且 這個“雞毛官”的“級別”特別高，是受州縣衙門委任的。其實在明清時代，好多州縣裏的 這一類雜職全被主官次官帶來的師爺、親屬們給佔據了，要不就是給有錢有勢的鄉紳給瓜分 了，那“官”名兒似乎就更順了一些。再從實際利益上講，可以上下其手通同弊合的機會就 更多了，地方財政撥給和社會募捐這兩項經費大宗，還愁養不肥自個兒?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清人諸畝香著《明齋小識》中說，他的故鄉青浦縣的養濟院地處西虹橋畔，有屋十餘間， 收養定額是45人，每人每月給米二斗四升，給錢45文，於每月初二去縣倉領走。其實這院中 根本 沒有這些人數，管院人專吃“空額”，每到初二時，去僱一些人來應名冒領錢米。須得當面 領走的尚可如此作弊，其餘方面，也就不難設想了。
曾任明代宛平知縣的沈榜，在其名著《宛署札記》中也有這方面的披述。他是萬曆十八年 (1 590)到任的，在此之前，宛平養濟院自萬曆元年(1573)到十年 (1582)，先後分三批收養過 2165位孤貧老疾。每人每年發給甲字庫布一匹，每月發給太倉米三鬥，由縣丞每 月赴院查點一次，造冊發放，並委託一批“會頭”領管。迄沈榜到任時，所謂制度早已“歲 久 法玩”，經辦者盤踞其間，“亡者十不開一，存者十不給一”，即已經去世的不從名單上劃 掉，照名單發放的連十分之一都沒有，經手的人都發了小財。稍微跟他們頂真一些，“則羣 然噪呼，引其老而NC026者百十人，穢身結衣”，等候在北京官道攔路上訪，向九卿科 道“環淪 而乞憐”。社會影響不好，領導還要責怪。沈榜有心整頓，“嚴繩承行者以法”，調出收受 孤老時的原始檔案，“據其原報年歲，以年爲序，遂查得百歲以上者五人，九十五歲以上者 二十七人，九十一歲以上者五十二人，八十五歲以上者百餘人，八十一歲以下者不可勝數” 。孤老院竟成了人瑞村，其弊情昭昭易見，但“問之承行吏，問之委僚，又問之孤老頭，則 又對之一口，莫得其間”，顯然早已締結好了攻守同盟。再提出要親自點名，“則又託詞官 廩不給所需，散村覓食”，就是都已經跑出去要飯了，無法集合，“乞寬其點限”，然後“ 徐集無名者冒應之”。以沈榜這樣的能員親自整頓，成績也僅僅是“半年之間，遂得除百餘 名，即可省太倉米數百石、庫布百餘匹”而已。全國千餘縣，每年有多少財政漏厄，這筆賬 怎麼算得過來?
也許又有讀者要提出質疑了：即便說管着這些“生老病死”的事兒有諸多好處可佔吧， 可他們畢竟不在編制之內，怎麼可以放在州縣衙門內來介紹呢?
這又引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明清時，特別是清朝中後期，這幫兒雜職幾乎大都有了 “ 官身”。哪來的?就從這“生老病死”四個字得來的。清朝中後期之捐例大開保案驟升，這 是衆所周知的，具體的內容，我們還要在後面講到。這兒僅說說雜職取官之道：但凡逢到旱 澇蝗患這些自然災害時，國家一面要對災區實行賑濟免稅，一面又要傳諭各地募捐，幫助政 府分挑負擔，經辦募捐有功的人，可以由地方官提出保案獎給官身;捐錢數額大的人，也可 援例授予品秩。做州縣長官的人接到這種諭旨，往往委派這些管着慈幼局、養濟院、漏澤園 等機構的人經辦捐務，一來是貪其親信，二來也因爲他們本是代表官府經管慈善事業的，踵 事增華，順理成章。對於這些人來講，就是發災難財或者叫募捐財的好機會了。爲富不仁者 平素一毛不拔，這會兒捐個大數目買官品，官是自己得的，但辦捐有績的功勞就歸別人了;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拿不出多的，捐個八文一吊，略表窮幫窮的心意，反過來還覺得太少了 些，不肯報上姓名。可是若將這些無名氏所捐的數目做個加法，結果也很可觀。於是辦捐者 就將其中大部分歸納在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姓名下，向國家換幾張官照來，自己用不了還可以 賣給別人;方式是想過官癮的人捐些錢出來，再塞一票給辦捐者，讓他把無名氏的數目攏起 來分到他的名下。
照慣例，辦捐者是要把捐人捐數都張榜公佈以明無私的，所以他又總留些 “無名氏”在榜上，“無名氏”見了，都認作是自己而不會發生懷疑，豈知這些人錢也賺了 ，名也撈了，官也得了呢!《官場現形記》第三十四回介紹一位“三代行善”的申義甫，“ 自從 他爺爺手裏創辦善舉，無論有什麼賑捐，都是他家起頭。有名的申大善人，沒有一個不曉的 。到這申義甫手裏，也着實有幾文了。申義甫每辦一次賑捐，連捐帶保，不到五六年，居然 由知縣也升到道臺，指省浙江。因爲近年光景甚好，過的日子很舒服”，乾脆留在縣上繼續 “行善”，那更是此道中的精英人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