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個"活"在中學語文課本里的北宋人。在很多人的眼裏，他都是一個文學家，雖做過些官，甚至發起過"慶曆新政"，但仕途算不上順暢……
以上這些認識確實符合范仲淹的實際情況。可除此之外，范仲淹在經濟方面其實也非常出衆。不然，他也沒膽量在江南百姓因天災而揭不開鍋時，還一反常態地提高米價。
支持"惟農是務"的傳統
自戰國法家主張"重農抑商"，尤其是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起，農業的地位就步步攀升。以致到封建社會中後期，本可以發展到新階段的商業愣是沒能完成蛻變，始終都是農業的"陪襯"。
而作爲傳統知識分子的范仲淹，在學習了大量古代經濟政策之後，也認可以農爲本的觀念。且因爲體驗過北宋發達經濟大局之下的百姓們的艱苦生活，范仲淹更是堅定地認爲朝廷在制定農業政策時應當以"勸農之實"作爲考量政策合理與否的價值標準。
所以經歷過"劃粥割齏"的窘境，又把農業視作國之根本的范仲淹，在決定擡高米價時，並非反對者所稱的是準備謀私利，而是他想採取措施幫助因洪澇而缺少食糧的百姓，並挽救岌岌可危的農業。
不拘泥於僵化的"重農抑末"
一般的官員，在處理因天災而造成的糧食不足問題時，要麼是向中央求援，請求官倉調派糧食，要麼是乾脆直接將災情置之不理。而范仲淹，走上了常人看不上的另一條路："誘惑"商人主動將別地餘糧運來賑災。
范仲淹要動員商人，自然就"背離"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因爲他這是在給商人創造商機。且讓其他官員更接受不了的是，范仲淹想出來的動員之策是擡高災區的米價。
在范仲淹看來，商人並沒有先賢們所言的那樣"十惡不赦"。他向來支持發展商品經濟，希望藉此更好地滿足百姓的生活所需，並緩解國家的財政壓力。所以他在閒暇時寫作過《四民詩·商》爲商人正名，在江南陷入缺糧困境時也想到了商人。
是故范仲淹擡高災區的米價，並非是他想要掩蓋災情或謀取私利，而是希望將外地的餘糧用"活"。如果一切順利，范仲淹就能通過提高米價這一個"小小"的舉動，無需朝廷斥巨資爲災區送米，就能完成賑災。
這一舉措本身，顯然是范仲淹的創新之舉，是堅持純粹"重農抑商"的傳統朝臣所想不到的。
堅守"慈"、"儉"與"不敢爲天下先"
在擡高米價，吸引外地米商期間，范仲淹還做了一些不太符合我們對他"先天下之憂爲憂，後天下之樂爲樂"的認識的事：舉辦龍舟賽，甚至將一部分賑災款作爲比賽獎金;與當地豪族富商多次舉辦宴飲，相偕出遊……在范仲淹的精心策劃之下，災區在外的"形象"真的如那些瞞報實情，只"報喜不報憂"的奏章裏描繪的一樣。可范仲淹安排的這些活動，還真的就不能只看表明。
因爲災情難見好轉，官方又上調米價，江南的百姓們自然會日益惶恐。暴亂在一片狼藉的災區暗生苗頭。因而范仲淹必須趕快做點什麼，以穩定局面，安撫民心。
組織龍舟賽，首先就能給百姓們一個安慰，向他們暗示情況並沒有他們所以爲的那麼糟。而動用賑災款，不清楚政府財政的百姓們只會覺得這是賑災過後的餘額，如此就能對政府更加有信心。
而與豪族富商聯絡，一方面是因爲他們有強有力的社會號召力，安撫好他們就意味着社會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這些人與外地商旅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能幫助政府向外傳遞災區米價上漲的可靠信息。
所以范仲淹的這些舉動，實際上是在用更小的成本穩定社會，吸引米商，最終達到賑災的目的。且按照范仲淹自己的說法，他這叫"寶儉"。
"寶儉"，首先就是做到節省政府開支。用龍舟賽和宴飲取代大筆的宣傳和安撫費用，這便是范仲淹想出的一個不用再增加百姓負擔的好點子。而省下的錢，最後自然還是用到了受災民衆身上。
於是范仲淹反常地在災區提高米價，並不是他決定做一個貪官，而是他想出了代價更小，效果更好的賑災辦法。且看透了他提高米價及之後的種種舉動，我們不僅能知道範仲淹其實還是那個"不敢爲天下先"的范仲淹，還能知道他在經濟領域也是一個時局所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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