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特別是北宋，史學界公認的看法是，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佔當時世界的50%以上，最高達80%。
唐朝最盛之時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竟發展到52座。此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倫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過萬人，到13世紀(南宋後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僅有10萬人口。北宋時東京(今河南開封)、西京(今河南洛陽)、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今河北大名)人口均在百萬以上。
宋朝人很有錢，過着從容自在的生活。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宋朝宰相、樞密使等高官，每月俸祿爲300貫，摺合成今天的價值最少也不少於30萬元人民幣。基層公務員每月也有萬元以上。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他們經濟富足，又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閒暇的生活及審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文化高度繁榮。而南宋初期對南方的大規模全面深度開發，促成南方地區成爲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從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地位。
宋朝的農業逐步走向專業化與商業化。北宋初期大面積開荒，土地不抑兼併，農田規模擴大，注重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改良品種，農業發展迅速，糧食產量和品種增加，大量的勞動力從土地中釋放出來，可以從事製造業、手工業、商業等其它行業。加上宋代城市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促進了城市商品經濟發展。
北宋大臣司馬光曾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制的鞋襪。
既然世人都說宋朝如此富有，如此美好，爲什麼還出現《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還會有王小波、李順、宋江、方臘等農民起義?
說到這一點，就不得不說到北宋的皇帝宋徽宗趙佶，他在位二十六年(1100年—1126年初)，是宋朝第八位皇帝，也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但最不適合當皇帝。宋徽宗在生活上窮奢極欲、在軍事上好大喜功，在政治上重用奸臣，把北宋的大好江山短短20多年就給葬送了。
宋徽宗以前的皇帝都是非常節儉的，比如當了42年皇帝的宋仁宗，有一次批閱奏章到很晚，餓了想吃烤羊肉，交代下去之後又後悔了，說不用準備了。爲什麼呢，他說因爲烤羊肉要很長時間，而御膳房知道皇帝可能晚上要吃烤羊肉，會每天殺一隻羊烤了，無論皇帝吃還是不吃都要提前準備，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所以就不吃了。宋仁宗就節儉自律到這種程度。
宋徽宗在位的最初幾年，還比較勤政愛民，那時，天下太平無事，一派繁華的景象。
然而宋徽宗在以蔡京爲首的六賊的吹捧蠱惑下，生活日漸奢靡，大興“花石綱”，竟至搜刮天下，導致民怨沸騰，國力困竭，成爲激起方臘造反的重要原因，包括《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造反，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 但比方臘的造反規模要小。
在宋太祖看來，“民間如果富裕，那麼兵反民不反。如果民間窮苦，那麼民反兵不反。”就是說宋朝自開國皇帝，就對農民之所以會造反的原因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百姓的生活富裕，是不會造反的，之所以造反，就是生活過不下去了。
宋朝在民與兵之間採用了一種有特色的募兵制度。宋朝百姓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官軍都是僱傭軍，每個士兵都有軍餉，減輕了農民的兵役負擔，而當某個地方發生饑荒災禍時，宋朝就會在該地區加大募兵力度，徵召饑民入伍，並可以帶家屬隨軍，解決了饑民的吃飯問題，也就沒有必要造反。
雖然這樣也造成了宋朝軍隊多而不精，即是所謂的“冗兵”，並需要花費鉅額資金供養軍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確實得以快速解決了饑民的生活問題。
基於同樣的思路，對於造反，宋朝政府常常採取招安的方式解決。把叛軍直接轉爲官軍，給頭目官職，給隊伍發餉，朝廷付出幾個官職、幾份俸祿，與大軍開拔打仗相比，性價比是相當高。並可以派這些人鎮壓流寇，還能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穩固統治。通過招安，一些沒有成氣候的民變就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平息。
以上是從朝廷的角度來說，從造反者的角度來說，宋朝百姓要造反，難度是比較小的，好處比較大。因爲北宋在軍事上實施的是“強幹弱枝”之策，強大的禁軍都是駐紮在都城附近，從而導致地方的兵力十分虛弱。所以農民造反很容易爆發起來。而爆發起來之後，也有招安一步可以走，民變首領由賊成爲了“官”，對於沒有什麼追求的流寇來說，也是一條不錯的人生捷徑。就象宋江的這個造反隊伍，就是被招安的。
宋朝甚至有一句名言：“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鬚鬍做。”(《雞肋編》)
當然有些造反隊伍是不能招安的， 比如方臘的造反。
史載方臘是浙江青溪經營油漆的一個漆園主，因對當時宋徽宗的窮奢極侈，官吏的橫徵暴斂不堪其擾，於宣和二年(1120年)起事，他爲人豪爽，又有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在短時間內就組織了很多人追隨他。方臘起義利用了摩尼教，他自號“聖公”，與宋朝分庭抗禮。儘管方臘之亂持續時間只半年左右，但是《續資治通鑑》記載，“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裏。”
所以雖然方臘起義是由宋徽宗和一衆奸臣的責任，弄得民不聊生而起，然而方臘卻殺害平民二百萬，劫掠姦淫婦女，禍害極大，至少可以說後來完全是禍害百姓的匪賊強盜，並不值得同情。
歷來民變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是難成氣候的。宋代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可謂是仁至義盡，重文輕武、不殺大臣、高薪厚祿、科舉取士。既然如此、知識分子又有什麼理由參與到造反中來呢?沒有知識分子參與的造反也就是流寇強盜之類，成不了氣候。象梁山好漢的總頭領宋江也只不過是一個縣衙裏寫文書的白領而已，比起人才濟濟的大宋朝廷中的文人，級別是最低最低的。
徭役一直以來都是民變的導火索之一。對廣大農民來說徭役確實比較痛苦，完全是免費勞動力。宋朝鑑於這種情況，採用了獨特的“廂軍”來減輕成年勞動者需要提供的徭役。所謂“廂軍”雖然是軍隊編制，但從來不進行作戰，打仗都交給了“禁軍”，廂軍平時就負責修築、運輸之類的雜貨。當然，其兵員素質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軍淘汰的人。《水滸傳》裏林沖發配去的牢城營就是廂軍。
宋朝對土地控制其實是比較鬆的，並不反對兼併，農民流動性大，選擇多，無需在一個地方綁死。另外土地商品化也間接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加上農業科技的進步，使得饑荒出現的次數大大減少。再加上宋朝整體上十分富有，惠及百姓的福利制度也涵蓋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雖然《宋史》記載的農民造反次數不少，一說爲歷代之最，但因爲《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爲浩繁的史書，史料最多編纂質量又差，可以說比其它朝代的統計起點低，有些民變的規模小得只記了一個“亂”字就做了數。如果按照統一的標準，宋朝的民變數量真是未必那麼突出。 而且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宋朝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造反。造反基本上出不了一省之地，稍稍成點氣候就被滅了，或者被招安了;對大宋江山完全沒有構成過實質的威脅。
其它朝代，無論是明朝、唐朝、漢朝，在國家滅亡的時候，都有農民起義參與進來，對這個垂危的朝代輪番夾攻。可是，無論北宋末年還是南宋末年，農民造反不但沒有對朝廷參與夾攻，而且還積極行動起來，抗擊金國和蒙古外族入侵，維護趙家天下，保衛大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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