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漢人”和“漢族人”有區別嗎?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是上古時期黃帝和炎帝部落的後裔，炎黃子孫。“漢”原指天河、宇宙銀河，《詩經》雲：“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族舊稱漢人是因中國的漢王朝而得名，漢朝以前稱“華夏”或“諸夏”。且無論是在政治、軍事、哲學、文學、史學、藝術等諸多方面，漢族都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業績。
那麼，這裏就有一個疑問了，所謂的“漢人”就是“漢族人”嗎?
其實，中國的大部分族羣都願以“漢人”自居。當然，“漢人”這一名號也是始於漢代，因爲，在歷朝歷代中，漢朝對於中國的意義非比尋常，它所象徵的不單單是一個政治上的時期，而是將來自不同族羣與背景的人羣彙集成了一個大家庭的“認同感”。
那麼，爲什麼唐、宋、明等朝代無法做到這些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漢人”並不是對某個族羣的定義，“漢人”是建立在文化層面之上的。在此基礎上，“漢人”與一些來自海外的族羣概念有本質上的區別，例如：日耳曼人、印第安人等，都是以種族和血統來劃分的。可是，“漢人”卻是以文化來界定的，這種界定方式貫穿了數千年，一直延續到今日。
大家都知道，自劉邦擊敗項羽奠定勝利基礎後，當時的各路諸侯紛紛向劉邦俯首稱臣。不過，這時的漢朝只是名義上的，還不算是一個成熟的朝代。哪怕到了文景之治，國內外的形勢依然動盪，漢朝的特點還沒有突顯出來。直到漢武帝登基，也就是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漢朝才展示了它與其他王朝的不同之處。
賈誼在他的文章《論積貯疏》中是這樣表述的：“漢被稱之爲漢，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不過，爲什麼王朝不能改掉前朝的弊端?爲什麼還有外敵入侵?爲什麼老百姓仍活在水深火熱中呢?”
當賈誼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全部得到解決，這纔是“漢之爲漢”。
從一個地主武裝，逐漸轉型成彙集各路英雄人物都有資格加入的統治集團，需要一個過程。在漢朝初期，只有有功之臣纔有資格擔任丞相，什麼是“有功之臣”呢?就是有侯爵身份的人。如何獲得侯爵身份呢?那就是獲得軍功或者世襲父輩的爵位。經過很長時間的轉變後，“布衣封侯”才成爲可能，有能力的人就算沒有爵位在身，也能擔任宰相。
察舉制對於漢朝而言是一項壯舉，經過董仲舒等人的努力，這項政策終於出臺。於是，全國各地的有才之人有了入仕的機會，也讓人才可以前往各地任職，才盡其用。每個郡縣都有一定的名額，可以推舉人才進入中央工作。雖然，這種察舉制仍沿用了“孝廉方正”亦或是“賢良方正”的名字，但是，這種制度已與前朝的舉薦制有了本質上的不同。
察舉制的建立，意味着漢朝正式從地主武裝轉型爲統治集團，哪怕是地處國家邊陲的省份，也有一定的察舉名額，可以將人才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中央，統一調配。通過察舉制入仕的官員，需迴避自己的家鄉，不能回到故鄉任職。這種規定，有效地規避了地方派系所帶來的弊端，併爲後世的科舉制打下了基礎。從這以後，封閉的功臣集團，正式成爲各地精英共同治理天下的統治集團。
而這種政治上的轉變，正是“漢之爲漢”的基本條件。
早在東周時期，中國已邁出了城市化的第一步，商業發展受到了重視，每個諸侯國都有各自流通的錢幣。例如，北方流通的刀幣、東方流通的布錢、南方流通的元、西方流通的錢。這些貨幣的兌換比率是怎樣的呢?我們無從得知，估計當時的人在兌換貨幣時，還要參考各地的糧價。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各地市場並沒有統一，國內存在獨立的多個市場，經濟相對分散。
當時的產品均在城市中生產，農村並沒有手工業的概念，每個城市都有獨立的生產單位。這種低效的生產模式，導致產品只能供應本國的內需，自產自銷。漢武帝登基後，因爲，每年都會發動對外戰爭，所以，必須徵收大量賦稅，來維持軍費的需求。爲了防止老百姓不交稅，甚至，偷稅漏稅，漢武帝制定了一套最嚴格的徵收條款。
那就是：每個納稅人，都必須如實上報自己的財產，將超過標準的財產上繳。每個人都有資格檢舉揭發逃稅者，如果逃稅者情況屬實，則告發者可得到逃稅者財產的一半，另一半全部充公。在這種高壓之下，全國各地到處都是告密或者準備告密的人。
不過，漢武帝的這種做法倒也不算是壞事，這種緊張氣氛有效地破壞了此前低效的生產機制，所以，手工業不得不轉入人口相對稀疏的農村。
在農村生產商品，就必須要農村具備一定的集散功能。因爲，農村的手工業產量低下，但農村的數量較多，所以，產品集散機制逐漸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經濟網。自漢武帝以來，全國的經濟逐漸被統一，經濟得到了整合。直到1840年，中國開啓了海禁後，中國的經濟網絡，始終是歷朝歷代統治者得以一統江山的重點。並且，政體可以割據、分裂、被入侵，經濟網絡卻不會。
因爲，就算是經濟網絡遭到破壞，也不會持續太長時間，在短時間內就能完成“自我修復”。由於各地區之間在經濟上的依存性，所以，經濟網絡必須得到維護。
所以，統一經濟，也是“漢之爲漢”的重要一環。
我們知道，漢武帝是個非常迷信的人，他摯愛的李夫人亡故後，爲了能與她的靈魂相會，漢武帝請了一大批方士，將皇宮搞得烏煙瘴氣，就是爲了與愛人再次相會。
漢朝初期，全國各地的宗教信仰均受到中央管理，全國各地的神祇都必須在長安城中“備案”。一時間，各路神仙雲集長安，他們的神祇集中修建在皇城中，方士、巫師在京城融爲一體。王莽篡漢時期，這些宗教的種子終於開花結果。東漢末期道教盛行，全國的民間信仰全部被整合起來成爲後世道教的起源。
其實，現在一些民間的信仰方式，祭祀對象，仍與漢朝差不多。在文化層面，隨着察舉制的推行，全國各地的精英人才雲集長安。長安修建有高等學府，專門對這些人才進行再培養。漢成帝時期，長安的學府中，有超過三萬名博士弟子。這些漢朝的“大學生”，大部分在畢業之後回到自己的故鄉，從事教書育人的事業，將儒學的種子播撒到各地。博士弟子的出現，是文化統一的重中之重。
東周時期百家爭鳴，各類學派遊走於大江南北，已經有不少學者意識到文化整合的重要性。隨着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成書，這部兼容幷包自然、人事等各方面的鉅著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思想的整合。而司馬遷的《史記》，則是一部整體歷史的構建工程，這一工程奠定了中華文化的格局。正因爲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的整合，兼容幷包的大系統才讓漢朝文化增光添彩。
由此，各地的不同族羣，都願意融入到漢朝這一大系統裏，從這以後的幾千年時間裏中國人仍習慣以“漢人”自居。
“漢之爲漢”，就是因爲漢朝寬容的發展方針，這種宏大而不自我限制的發展方針，處處體現着中國人廣闊的胸懷。面對入侵者，漢朝統治者雙管齊下，軟硬兼施。因爲漢朝皇帝明白，武力終究只是下策，能夠用和親這種懷柔的方式解決問題，就沒必要大動干戈。所以，漢朝與南匈奴之間水深火熱的關係纔會得到改善，雙方纔會和諧並存。
張騫出使西域，以經濟發展爲基礎，開闢了絲綢之路。在面對南越問題上，漢朝同樣以武力不如和解的原則，和平解決問題。除了“絲綢之路”外，漢朝還在四川開闢了一條“道”。正是因爲“道”的建設，才讓漢朝的郡都以下出現了“縣”的建制。時至今日，我國的許多城市仍保留着“道”的名稱，這些都是漢朝制度所留下的影響。由於文化是沒有邊界的，所以，自漢朝以來中國人便形成了“天下國家”的思想認識。
支撐着“天下國家”的，是政治，是經濟，也是文化。雖說，“漢之爲漢”的精神在傳承到1840年時，終於被取代，在這一段時間裏，“民族國家”的思想意識代替了此前“天下國家”的思想意識。在列國這種體制內，民族國家之間不斷髮生衝突，中國民族主義逐漸崛起，慢慢的被“天下國家”而代之。
其實，在兩千年前，歐洲文化的發源地是在羅馬。雖然，歐洲人將耶穌基督的誕生作爲公元的開始，但羅馬人早已在公元前提出了千禧年的概念。羅馬與漢朝一樣，都有着“天下國家”的概念，也是一個兼容幷包的王朝。直到列國時代的到來，西方“民族國家”的意識這才取代了“天下國家”的意識。
總而言之，“漢之爲漢”，並不是因爲漢文化抵制與對抗其它外來文化，而是對其他文化展現出包容與寬大。漢人的名稱從漢朝而來，因此，漢朝對中國的意義便不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朝代，漢人也不是一個族羣的意義，而是一種文化羣的意義。
現今，很多史學愛好者，總是習慣性地將“漢唐”相提並論，其實，也是因爲這兩個王朝都有強大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