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位皇帝，明世宗，又叫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后期沉迷於修道，迷信道士所謂的“二龍不相見”之說，一直不見兒子裕王(後來的明穆宗朱載坖)，甚至孫子(後來的明神宗朱翊鈞)也不過問，以至於連名字都沒有。明神宗的名字“翊鈞”兩個字竟然是他虛歲五歲時纔有的，也就是這個天潢貴胄在虛齡五歲之前都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名字，這種荒唐之事歸根結底在於其皇祖世宗嘉靖皇帝。
一、二龍不相見
明神宗出生的前七天，即八月初十曰，是其皇祖世宗嘉靖皇帝的萬壽聖節，這一年嘉靖帝五十七歲，這期間嘉靖帝遣人到朝天宮建醮、祭祀祖陵、接受朝賀、賜晏封賞忙得不亦樂乎，再加上皇孫誕降，本來是雙喜臨門的好事，但是在《明世宗實錄》中除了“癸亥，裕王第三子生”八個字以外，再無他語，嘉靖帝對於皇孫的誕生極其冷漠，毫無反應，既沒有祭告祖廟，也沒有大宴羣臣，甚至連給皇孫的賞賜都沒有，這與前幾日萬壽聖節的熱鬧場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世宗欽定新生的皇子在滿三月時舉行剪髪禮，在滿百日時取名，“皇子以三月剪髪，百日命名”，由皇帝傳諭到禮部進行登記，繼而再到宗人府將詳細信息登識在皇室的家譜玉牒之上，這樣纔算是一個正式的皇室成員，但這些對於新生的明神宗來說都是無法企及的，這一切的到來都要等到四年之後。
剪髪禮儀關係不大，但沒有名字和上不了家譜，則與野人無異，這對於一般小民百姓來說都是奇恥大辱，更何況出現在堂堂的大明皇室，發生在未來將要統治大明王朝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大明天子身上。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都是因爲世宗嘉靖帝迷信於“二龍不相見”的說法，刻意與子孫輩隔離，導致“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嘉靖帝身邊的人一開始根本不敢將皇孫誕生的消息告訴嘉靖帝。嘉靖帝身邊一個最受寵幸的宮女乘着機會將皇孫誕生一事告知嘉靖帝，結果卻是“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慄，莫知所爲”，這些都與嘉靖帝篤信“二龍不相見”的說法有關。
二、嘉靖帝眼中的皇孫與祥瑞
與父子、祖孫等人倫親情關係的冷漠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世宗嘉靖帝對於祥瑞的喜好和迷信，“據不完全統計，自從世宗移居西苑至嘉靖四十五年去世，24年之間各級官員進獻祥瑞竟達38次之多”。在祥瑞出現後，嘉靖帝往往“大喜”、“命告太廟”、“建謝典”，從中可窺探其欣喜若狂的樣子，除了白鵲、白兔、白鹿、白龜、五色龜等動物而外，還有仙桃、仙露、仙丹等祥瑞，真是花樣各異，層出不窮，這裏可以說“世宗好仙物，世間多祥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明神宗誕生的當月即世宗嘉靖帝生日前四天，“苑田獻嘉禾，一莖雙穗八十一本、一莖三穗六本、一莖四穗一本，上以示輔臣，遣成國公朱希忠獻太廟，廷臣表賀”，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這是有人爲了萬壽聖節而爲嘉靖帝特意準備的樣瑞，且幾乎每年在嘉靖帝萬壽聖節的前一個月或者當月都會準時出現這樣的“祥瑞”。
如此自娛自樂的小兒科遊戲，嘉靖帝卻沉迷其中，自得其樂，不僅興致勃勃地親自拿着稻穗給輔臣看，還命人將其送至太廟中貢奉，羣臣又免不了上表稱賀一番。而對於十數天後的皇孫降生，世宗則沒有絲毫反應，中國傳統家族關係中有“隔輩親”、“抱孫不抱子”的習俗，但這一切對於嘉靖帝來說都如同虛幻，對於孫輩的冷漠之情達到令人心寒的程度。
如此來說，那就是在嘉靖帝的眼中“皇孫不如鵲鹿”、“皇孫不如嘉禾”，甚至是“皇孫不如龜卵”，事實也確是如此。在嘉靖帝看來，一個皇孫的誕生豈能和上天所賜的祥瑞相提並論呢?
祥瑞的出現是上天的垂賜，只有有道明君才能得到上天的青睞，自己才能益壽延年，統治才能更加穩固長久。皇孫的出生不僅不能使嘉靖帝有絲毫的喜悅，反而給他帶了的是憂懼，因爲又一代人的出現，表示着皇位新舊交替的加速，有陽即有陰，有生即有死，這對於夢想着長生不老、萬壽無疆的嘉靖帝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憂懼，這個憂懼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日益增大，甚至到了“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穆考在潛邸，朝夕危懼”的程度。
由於嘉靖帝極端自私的疑懼和對死亡的極端恐怖而諱言立儲，連裕王朱載屋都是“朝夕危懼”、“久居藩邸，以潛時乾惕之勵”，皇孫的境遇情況可想而知，這也是導致明神宗萬曆皇帝幼年無名的最主要原因。
崇禎三年(1630年)完成的《明神宗實錄》中，爲了幫助皇家掩蓋這段不光彩的畸形親情關係，修纂實錄的大臣竟然在神宗實錄的開篇冠冕堂皇的寫到：“世宗皇帝雖諱建儲，然無時不勤貽謀之慮，及上(即神宗朱翊鈞)生而後喜可知”，這種拙劣的逢迎拍馬簡直是睜眼說瞎話，寡廉鮮恥之極，不僅沒有起到掩飾作用，反而是欲蓋彌彰，徒留百世笑談而已。
特別是“貽謀”一詞是指祖父.對於孫輩的教育與訓誨，要是穆宗皇帝與神宗皇帝九泉有知，看到“無時不勤貽謀之慮”、“後喜可知”這些語句後真不知會作何感想，我想他們的感受起碼應該不會是“而後喜可知”吧!
三、對明神宗的影響
可以試想，假如嘉靖帝再多活十年，那麼明神宗一直到十五歲都不會有名字，明神宗幼年無名一事看似無關緊要，實際上對於神宗以後的行爲心理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極影響。從人心、人性的角度來分析明神宗幼年的這段不光彩的尷尬經歷，勢必影響到他的人物個性與執政風格。對於年僅五歲的明神宗來說是無法體會沒有名字的恥辱以及父親被人歧視、欺負的恥辱。
可是當他曉事之後，他一定會對此事耿耿於懷，特別是當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后必然會毫不猶豫的堅定維護這來之不易的皇權與富貴，容不得他人有半點覬覦和窺探，如後來瘋狂的報復恩師張居正、四處派遣礦監稅使斂財等等，都與神宗的這種經歷與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事實上神宗也做到了這一點，據朝鮮使臣的記載，他直到駕崩前夕都將權力緊緊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祖孫之間的關係感情用“形同陌路、隔如秦越”來形容絲毫不爲過。
要說嘉靖帝對於皇孫不聞不問，毫無交集，也未免過於絕對。明神宗出生後，嘉靖帝身邊的寵信太監黃錦也在密切關注此事，但很長時間都沒想到好的辦法，一天黃錦看到嘉靖帝心情很好，於是就讓宮女、中官在嘉靖帝所居住的大殿前以及走廊上都擺滿了樽俎。
樽俎是祭祀時纔用到的禮器，嘉靖帝看後不禁好奇的問到這是幹什麼，於是“黃即伏奏：‘皇上有喜。’上曰：(何喜?’黃曰：‘上自思之。’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差可喜耳。’黃即呼宮女、中官頓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皇孫聞也。
從“上遲迴曰”可以看出，嘉靖帝一開始並沒有把皇孫的誕生作爲喜事看待，嘉靖帝一開始可能想到的是是不是某地又出現了祥瑞。“差可喜耳”的意思是“勉強可以算作喜事了”，表明嘉靖帝也是勉強認同皇孫的誕生是喜事。如果說嘉靖帝對皇孫朱翊鈞在骨肉親情上還有一絲溫暖的話，那麼嘉靖帝與黃錦的這段對話可謂是嚴冬中的一點微弱火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