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名將鄧艾之死的背後蘊含了什麼道理?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鄧艾之死，與其說是一個歷史問題，不如說是個職場課題：面對猜忌心嚴重的上級，如果只想着把事情做好，而不惜違背基本的權力規則，大概率會被整得很慘。
爲了便於理解，先講個身邊的例子。
多年前，筆者有個朋友，是一個國企的部門經理，上面的直接領導是總監，再往上是副總經理、總經理。
某一年，這個總監因病休假，在副總經理的支持下，當年的公司項目由我這個朋友接手。沒想到的是，當年的項目成果大大超過了往年;至於原因，其實大多是行業形勢的加持，也有些偶然運氣成分，我朋友所起的作用其實並不大，他只是恰好處在那個位置上。但我這個朋友當時年輕啊，認爲自己能力相當不錯，言語之間頗爲自得。
現實很殘酷。沒多久總監歸來，對我這個朋友痛下殺手，想方設法地架空、邊緣化，甚至還另外扶植了一個同事升爲經理。由於該總監與總經理關係密切，副總經理爲了穩定也裝聾作啞，我那位朋友最終成了炮灰，黯然離職。
爲什麼一個立下功勞的員工，不僅沒被提拔、甚至因此招禍?這就是現實版的功高震主。
在一些體系下，相對於集體的得失，某些領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權利得到保障。遵照這種邏輯，如果下屬取得了一項顯著成績、但這位領導卻沒有在其中佔據主要角色，那他/她一定會對相應的下屬痛下殺手。基本上是成績越大，下手越狠、整得越慘。
所以我們經常會注意到一種微妙的現象，在許多企業中，一些人做出了成績，首先會感謝領導，諸如“在XX領導的指導與關懷下、得益於XX總的大力支持與領導”等等。實際上，這裏所提到的領導也許壓根沒參與此事。這不是腹黑，只是針對現實的人性所作的自我保護性妥協。
而作爲滅蜀的頭號功臣，鄧艾卻慘遭殺害，就是因爲沒有妥協。
公元263年8月，司馬昭在洛陽犒賞三軍，整隊誓師，下令進攻蜀漢。將軍鄧敦只是提了一嘴“時機未到”，就被司馬昭殺頭示衆。
司馬昭之所以這麼決絕，其實有自己的“苦衷”：
首先，在公元260年，他的手下賈充帶人當衆殺了不聽話的皇帝曹髦，開創了歷史的先河。縱然司馬家族權勢滔天，也架不住士大夫的口誅筆伐、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衆口。爲了有所表示，司馬昭拒絕了期待許久的“相國，封晉公，加九錫”的待遇;
其次，近年來姜維屢屢北伐，雖然基本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成果，但曹魏也不得不多次興師動衆、疲於應對。司馬昭對此非常不滿，他怕有人指責自己治國無能、無法威懾敵國。爲此，他甚至尋思着派人前去刺殺姜維，就像當年暗殺費禕一樣。
在從事中郎荀勖的建議下，司馬昭找到了一個徹底扭轉人心、提升自己權威的好辦法：滅蜀。說到底，當時的他還是曹魏的人臣，想要更進一步，名正言順地加九錫、封晉王，有什麼比滅掉敵對政權來得有效呢?
所以我們可以明確一個基本的規則：滅蜀這一成就，只能是司馬昭的;只有創造歷任曹魏皇帝夢寐以求的輝煌壯舉，他才能從法理上將曹魏掃進歷史的角落。
憑藉壓倒性的兵力與國力優勢，曹魏滅蜀按理說問題不大。所以，劇本應該是這樣的：遵從大將軍、大都督、錄尚書司馬昭的批示與指導，鍾會、鄧艾、諸葛緒、衛瓘等人各司其職、按部就班，圓滿完成了組織交予的任務;這個功勞是全體將士的，但說到底還是有賴於領導司馬昭領導有方、決定正確、支持到位。順理成章地，司馬昭權威再上新臺階，篡魏不在話下。
然而，鄧艾卻沒按這個劇本來。
其實開戰以後，在各路魏軍的配合協作下，姜維率領的蜀漢主力形勢極爲不利，屢屢落敗的情況下只能退守劍閣。鑑於當時的蜀漢朝廷黃皓弄權、政治腐敗，姜維得不到有力支持，鍾會的主力獲勝只是時間問題。因此，由於各路魏軍捷報頻傳，到了十月，司馬昭已成功地被封晉公、加九錫，距離目標僅有一步之遙。
但誰也沒料到，到了11月，鄧艾的偏師竟然從小道插入蜀漢腹地，殺死諸葛瞻、逼迫劉禪投降。一時間，風頭全部轉移到這位一線將領身上了。
原本這樣問題也不大，得到蜀漢投降的消息後，曹奐識相地正式任命司馬昭以相國身份統攝朝政，進一步合法合規地交出了政權。司馬昭的目的基本達到，如果前線的將領有一丁點兒眼力勁，結局極有可能是皆大歡喜的。
但接下來，鄧艾的一步步舉動，卻讓司馬昭非常不愉快。
首先，進入成都後，鄧艾“依鄧禹故事，承製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也就是說，他模仿當初東漢大將鄧禹的慣用做法，授予劉禪行驃騎將軍、太子爲奉車都尉、諸王爲駙馬都尉，其他官員要麼被任命爲曹魏官員，要麼出任鄧艾部屬。
隨後，他又上書司馬昭，表示自己對下一步的動作已經形成了初步規劃，比如留下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在蜀地煮鹽鍊鐵，以備軍需;反對將劉禪送往洛陽，而是封爲扶風王、安置在扶風郡，以招降東吳孫休......
司馬昭的迴應是這樣：任命鄧艾爲太尉，增加食邑兩萬戶(任命鍾會爲司徒，增加食邑一萬戶)。同時密令衛瓘提醒鄧艾：“以後諸事必須先彙報，不得擅自做主。”
由此可見，之前鄧艾在成都的一系列安排，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同時，司馬昭給予他三公之職、二萬戶的爵邑(當初司馬懿輔政曹芳，也只是一萬戶)，其實也是明確告訴他：你的榮譽已經到頂了，如果再按照你的規劃安排劉禪、對付東吳，還能有什麼更高的獎勵給你?
可惜的是，鄧艾已經被自己的輝煌成就衝昏了頭。面對衛瓘的提醒，他不僅不聽從，甚至當面嚷嚷：“《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面對司馬昭的明示，鄧艾不僅不緊急剎車，甚至還搬出了儒家經典來給自己尋求合理性。他以社稷、國家來壓司馬昭，難道不明白這個社稷是司馬昭的嗎?
下屬恃功而驕、不服管控、挑戰權威、爭奪榮譽，司馬昭殺心已起，至於鍾會的告狀，只是個合理的藉口罷了。巧的是，隨後鍾會試圖謀反，兩個滅蜀功臣終於先後被搞臭，司馬昭的偉光正形象再次被強化。
這再次證明，無論歷史如何發展，人性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提升，只不過是換了個包裝與體現形式而已。縱觀古今，鄧艾的遭遇又有什麼稀奇?也許不合理，但這就是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