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劉兵變，又稱劉苗之變、明受之變，是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由苗傅和劉正彥發動，誅殺宋高宗趙構寵幸的權臣及宦官以清君側，並逼迫趙構將皇位禪讓給三歲的皇太子趙旉的兵變。
兵變消息傳出後，苗、劉二人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各地將領紛紛採取勤王平亂的立場，出兵鎮壓，苗傅和劉正彥見局勢失去控制，連忙奉趙構復辟，最後兩人被打敗，在建康鬧市被處決。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趙構響應國家抗金情緒，即位於宋金前線的“南京”應天府(今商丘) ，是爲宋高宗。
趙構即位以來，在投降派的建議和支持下，放棄中原，準備南逃。由於李綱等人的反對，只好先送隆祐太后南渡。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八月，李綱罷相，十月，南宋小朝廷由應天府全部逃往揚州。宋趙構又寵幸內侍省押班康履等宦官，他們驕奢作亂，引起許多人的不滿。王淵受趙構寵幸，因與宦官勾結而節節高升，當上御營都統制及樞密使，王淵聚斂錢財，搜刮民脂民膏，當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兵進攻時，他慌忙建議從應天府逃到揚州再到鎮江的趙構逃到杭州(名義上是巡視)，他本人負責斷後，卻把戰船拿來運送自己的財寶，致使數萬宋兵及戰馬失陷敵營，當時老百姓便耳語相傳“船上的財寶都是王淵在平定陳通時，濫殺人民搜刮而來的”。而行軍過程中，康履等宦官也作威作福，強佔民宅。 隨軍的苗傅憤恨不平的說：“皇上顛沛流離至此，那些人居然還敢如此。” 手下張逵也激怒軍士：“若能殺死王淵及那羣宦官，則大家都可以過好日子，朝廷又怎麼會加罪於我們呢?”
這時只有苗傅的軍隊護衛在杭州的趙構，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光世等都分守其他要害，爲兵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王淵的過錯本應受到嚴厲處罰，但因他交結宦官，趙構只免了他樞密使的職位，改任同籤書樞密院事，而沒有作其他嚴厲的處分，激起許多軍官及士大夫的不滿。1129年3月25日趙構又下詔：“新除同籤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 即允許王淵掌管樞密院事務時，可不必呈書報奏皇帝。扈從統制苗傅自負其家族功勞很大，不滿王淵的扶搖直上，憤恨地說：“汝輩使天下顛沛至此，猶敢爾耶” 。威州刺史劉正彥雖是王淵提拔的，卻也不滿王淵徵召他的士兵，加上兩人都不滿王淵和宦官的作威作福，便在軍中散播不滿的情緒，由於軍中大多是華北人，也厭惡宦官，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響應。苗傅與幕僚王世修及王鈞甫、張逵、馬柔吉率領的“赤心軍”議定，先殺了王淵，再除去宦官。於是他們告知王淵臨安縣境有盜賊，希望王淵同意他出動部隊。
這時，宦官康履的侍從得到密報，有一張疑似欲兵變造反的文書，上頭有“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的簽名字眼，“田”就是“苗”，“金”就是“劉”的代號，康履密報趙構，趙構要他找來宰相朱勝非，並使他通知王淵，康履表示，苗傅等人近來聚集在天竺寺附近，現在終於知道了他們的企圖，並告知王淵苗、劉所謂“郊外有賊”是要藉口讓士兵出外，於是當晚王淵埋伏了五百精兵在天竺寺外，城中驚慌，居民皆閉門不敢出入。
這次兵變，是南宋抗金斗爭的一個轉折點。兵變打擊了主張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勢力。它表明妥協逃跑不得人心，標誌着人民抗金力量的興起。
兵變促使南宋政權進行政治整頓。趙構後來就着手整頓、制訂一些必要的制度和措施。首先，糾正北宋遺留下來的問題，重定賞罰標準，以解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並廢除宋徽宗時打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朝廷重臣的政策。其次，減輕人民的經濟負擔，緩和階級矛盾。第三，限制宦官的權力。第四，調整部分官制，合併了一些機構，以適應抗金戰爭的需要。
苗、劉之變是構成趙構最終收繳兵權、向金人妥協求和的一個因素。
趙構本來就懼怕地方武力和將領擁兵坐大，這次的政變更成了趙構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也加強了他這番心理，使趙構終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將，且頻繁調度將領，達到“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目的，從而使南宋重文輕武的情形加劇。甚至因爲苗傅拿徽欽二帝仍在北方來質疑趙構皇位的正統性，並以此爲主要理由要求趙構退位，更加深了趙構對此事的耿耿於懷，對於他往後排斥北伐、傾向與女真和議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被苗劉扶上皇位的太子趙旉在兵變中受盡顛連，不久後就一病不起，不幸夭折，趙構本人也因故失去了生育能力，自此絕嗣。宋太宗一脈的趙宋皇室都在靖康之變中被金國俘虜，因此，趙構身邊已經沒有了立儲的人選，一旦宋欽宗回朝，趙構的皇位更加難保，皇位繼承人問題成了他的心腹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