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大批金銀器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馬鐙壺。這件壺，除形制特殊、花紋精美外，還反映了李唐統治從興盛走向衰落的歷程，因而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致。
皮囊式銀壺高18.5釐米，口徑2.3釐米。造型採用了我國北方遊牧攜帶的皮囊和馬鐙之綜合形狀。扁圓形的壺身頂端一角，開有豎筒狀的小壺口，上置覆蓮瓣式的壺蓋。蓋頂和弓狀的壺柄以麥穗銀鏈相連，壺身下焊有橢圓形圈足。這種仿製皮囊壺的形式，既便於軍旅外出時攜帶，又便於日常生活的使用，表現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獨運。壺底與圈足相接處有“同心結”圖案，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條結，圈足內墨書“十三兩半”，是壺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縫。最令人稱奇的是在壺身中央，壺腹兩側面用模具衝壓舞馬圖，突出於壺面的、金色的、奇異的馬。這匹馬身軀健碩，長鬃披頸，前肢蹦直，後肢彎曲下蹲，口中叼着一隻酒杯，其上揚的馬尾和頸部飄動的綬帶顯示出十足的動感。銀白色的壺上，弓狀的提樑、覆蓮瓣式的壺蓋，以及壺身所飾騰躍的駿馬，均鎏上一層黃燦燦的金色，與壺體交相輝映，色調格外和諧富麗。
馬鐙式壺，在遼金時代的古墓中常有發現，但在唐代金銀器中還是首次見到。這種形制的壺，考古學家一般把它認爲是契丹的代表器物。契丹出現於4世紀初，其根據地以今酉喇木倫河和老哈河爲中心，約佔有個內蒙古自治區的大部分地區。在唐代，它是中國東北方的少數之一。唐代前期政治上的統一，各族關係空前發展，因此，終唐一代契丹和李唐都有着密切關係。大量漢族勞動人民移入契丹，進步的生產技術使契丹有了農業、冶鐵和紡織。同時，契丹也被吸收、融合，皮囊式馬鐙銀壺在唐長安京城的出土，正是漢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交流的顯證。
馬鐙壺身的兩面，以模壓手法，每面有一匹翹首鼓尾、銜杯匐拜的駿馬。這就是唐玄宗時，有名的舞馬形象。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後期，越發驕奢淫逸，縱情於聲色犬馬之中，銀壺上的馬就是爲李隆基祝壽的舞馬。
關於舞馬，《唐書·音樂志》、《太平御覽》中都有記載。有的說舞馬有四百蹄，還有說幹匹之多。李隆基親自訓練舞馬，並把它們分爲左右兩部。每匹馬還有“某家寵”、“某驕”的名字。每年八月初，李隆基生日時，則給這些舞馬披上錦繡衣服，頸部掛上黃色的金鈴，鬃毛上繫着貴重的珠王，按照“傾杯樂”的節拍，跳舞祝壽。高潮時，舞馬還躍上三層高的板牀旋轉如飛，周旋益妙。有時。還讓壯士把牀舉起，讓馬在牀上表演舞姿。而穿着淡黃衫、繫着文玉帶的姿色秀美的少年樂工，則站在周圍爲舞馬伴奏。
唐代許多人曾寫下了有關舞馬的詩詞。作過李隆基的宰相的張說，就留下十多首舞馬詞。他在《舞馬乾秋萬歲禾府詞》中曾說：“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髬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臍。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壺上的舞馬正是在“銜杯終宴曲”之時，做着“徐行拜兩膝”的姿態。張說是當日每次親睹過舞馬祝壽場面的人，在詩詞中描寫了舞馬縱橫應節，徐行跪拜的舞姿。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敘述了舞馬在終曲之時，銜杯敬酒、垂頭如泥之神態，這是許多志書史乘上沒有記載的，而恰與銀壺舞馬是一致的。
張說詩作於開元十八年(730)，舞馬一直到天寶十五年(756)還存在。說明以舞馬祝壽最少有25年之久。但這表面四海昇平的景象，卻潛伏着深刻的社會危機。漁陽鼙鼓打破了李唐統治者醉生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國從此走向了衰落。
天寶年間，安祿山一身兼任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權勢日增，驕恣橫行、爲了奪取中央政權，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發動了武裝叛亂。天寶十五載六月攻陷長安，李隆基倉皇逃至四川。由於安祿山在天寶初年曾見過舞馬祝壽，入京後控數十匹歸范陽。安祿山敗亡，舞馬轉爲其大將田承嗣所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應節而舞，飼馬軍士視爲妖孽，田承嗣命軍士鞭撻而死。從此，舞馬祝壽僅成爲中晚唐詩人的回憶詩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