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紅色高棉興亡史的討論在國際上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如何討論和由哪些人來討論仍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拿美國來說，儘管“區域研究”是學術界的熱門，但這個在冷戰時期興起並以和那個時代的國際政治結合得很緊密的學術領域在冷戰後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非政治性的課題佔據了主導地位，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激進社會政治運動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東南亞本來是一個在這個時期充滿了天翻地覆的政治變化的區域，但相對來說，以這種政治變化爲對象的研究和它的重要性在後冷戰和後革命時代不成比例，比比皆是的是充滿了“後現代”和“後殖民”趣味的課題，一個對當代東南亞的社會有着最直接影響的社會政治運動反而成了少人問津的老古董。
在這個大背景下，雖然紅色高棉在短短几年間對柬埔寨社會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法國對柬埔寨大半個世紀的統治(值得指出的是，紅色高棉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的只有毀滅，而法國殖民統治除了在經濟上殖民掠奪的一面，畢竟對柬埔寨的文化和宗教沒有帶來重大的破壞，而且還給這個傳統社會增添了歐洲文化的成分，例如金邊作爲一個融合了傳統柬埔寨文化和歐洲文化的現代城市就是一個事例)，但在新一代的東南亞學者中，很少有人願意接觸這個課題，對紅色高棉所作的基本研究還是由在冷戰時期成名的學者來完成的。
而在中國學術界，對紅色高棉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更談不上有什麼進展和成就。這個政治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紅色高棉是一個以在柬埔寨實現共產主義爲使命的政治運動，它所造成的民族災難自然會使人們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評價產生影響;第二，紅色高棉不但是在思想上是毛主義的產兒，而且在實際發展中和文革前後中共的對外政策有直接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個別網站和媒體偶爾“越軌”外，長期以來對紅色高棉的介紹始終侷限在官方所允許的所謂“極左”的框架內，在歷史事實和理論探討兩個方面人們對當年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當年的中共應該對紅色高棉負有歷史責任始終沒有清楚而全面的瞭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對紅色高棉的探討，在中國也是對中共自己歷史的探討和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界，最近對紅色高棉的歷史、尤其是它和中共聯繫的意義上出現了一些新材料和討論，反映在鐵戈的《逐浪湄河——紅色高棉實錄》(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逐浪湄河》)和周德高口述，朱學淵撰寫的《我與中共和柬共》(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兩本書中。這兩本書都加深了我們對紅色高棉的歷史和它與中共的關係的瞭解，但比較而言，無論在材料和觀點方面，《我與中共和柬共》都更值得向讀者推薦。
這兩本書都是自傳，前者的傳主是常修文，後者是周德高，他們都是中共從50到70年代在柬埔寨(也曾經在和柬埔寨比鄰的南越)的地下情報人員，公開身份是經營有道的商人。作爲中共的情報人員，他們原來都和柬埔寨共產黨沒有聯繫，只是到了後期，迫於形勢的重大變化纔不得不對柬共公開自己的身份。常修文在1970年朗諾政變推翻西哈努克之前主要從事對南越的情報工作，政變後轉爲對柬埔寨，他最驚險的經歷是自60年代中期就在柬埔寨設立和北京直接聯繫的地下電臺，一直到紅色高棉上臺。周德高從事情報工作的主要特點是他和柬埔寨方方面面人士都有密切關係，從西哈努克政權下的貴族官僚到朗諾政權下的軍人政客和紅色高棉的各級領導人，利用這種廣泛的社會關係他直接參與或經歷了60和70年代柬埔寨的一些尤其是和中共有關的重大事件。
這種以切身經歷爲基礎的歷史作品給讀者帶來的問題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他們的敘述可以拿來作爲可信的歷史材料。一般來說，對於這些作品中的細節，尤其是那些繪聲繪色的情景描寫，特別是長篇對話，讀者可以不必過份認真;但對重大事件的交代和分析則應該是有認識和使用價值的。兩本自傳的主人公中，周德高不但身在海外多年，而且經歷了思想轉變，對“革命”早已深惡痛絕，斬斷了和“組織”的紐帶，所以寫作中沒有顧慮，提供了豐富的內幕細節和材料;而鐵戈(筆名)，不但身在國內，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仍然是一個“革命者”(儘管他對紅色高棉的革命完全否定)，所以很多地方對中共和柬共的關係或是點到爲止，或是語焉不詳。因此，一個可以說暢所欲言，另一個則往往欲言又止。此外，由於年齡和投身中共“革命”的時間不同，常修文30年代末就和中共在柬埔寨的組織發生了聯繫，對中共建國前在印度支那擴展影響發展組織的情況介紹得要多一些，而周德高於50年代初和中共發生聯繫，其敘述集中在從50到70年代。
和世界上大多數共產黨相比，中共有一個得天獨厚之處，這就是龐大的海外華人羣體——尤其是在和中國鄰近的東南亞國家--爲它提供了擴展國際影響的天然條件。這個以“同文同種”爲基礎的信息和組織網絡在中共奪取政權和發展國際關係方面的重要作用至今還沒有系統的研究。東南亞華人長期處於殖民地統治下，既不能被白人統治集團所接納，更不能和當地土著所融合，一直視中國爲祖國，認同中華文化。殖民地的生活經歷常常使他們把自己在當地的低人一等的處境和中國被列強欺凌的背景相聯繫，而很多人從事的低下的社會職業又讓他們對現實嚴重不滿，一些人即使通過努力在經濟上遠比當原住民富餘，但在社會地位上仍然遠在當地的西方人之下。在這些歷史因素的作用下，中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這些華人中一直有廣泛的影響，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後，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意識形態成了他們在殖民地舉目無親局面下的精神支柱，其執着程度往往比很多在國內參與左翼運動和共產黨革命的人有過之無不及。
東南亞華人很早就和中共發生了歷史聯繫。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很多中共成員流落東南亞，建立了中共在東南亞的組織，稱爲“僑黨”，很多人後來轉入印度支那共產黨和馬來亞共產黨，同時擁有中共和這些黨的黨員身份，不但基本聽中共的指揮，而且把中國視爲大後方和培訓基地;抗戰時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更是有計劃地向東南亞派遣人員，作長遠打算，例如著名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就是接受周恩來的派遣前往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主筆的。在這個“僑黨”的外圍，則是所謂“華運”(華人革命運動)，即在中共領導下的統一戰線。這又是一箇中共特色。所謂“統一戰線”的實質就是中共可以在法律、政治和道義和身份上在各個地方和場合從事難以用中共或者任何公開黨派的名義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哪怕是在自己掌權的條件下，也總有一些話，一些事，讓別人來說或做比自己要好。這個“華運”在英美的東南亞殖民地有理想的活動條件。
在這裏，公開的共產黨是非法的，公開挑戰殖民統治的合法性也是要受到鎮壓的，但除此以外，英法統治者對民間社會政策非常寬鬆，尤其是教育、新聞出版和少數族裔社團組織方面的獨立和自由，例如共產黨組織雖然不能公開露面，但學習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和革命文藝作品，演出紅色文藝節目，尤其是以工會學生會和各種俱樂部的名義建立黨的“外圍組織”甚至遊行示威，這些都是合法的。華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學校，殖民政府很少甚至從不過問這些學校的教學內容，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革命可以公開傳授和討論。如果把極權政體和殖民統治相比，在對意識形態、言論自由和社團組織的控制方面，前者可以說是有百密而無一疏，後者則往往相反：有百疏而無一密。
這種非常寬鬆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在獨立後並沒有改變，新的民族主義政府對民間社會基本上沿襲了英法殖民主義統治時的政策，而且由於沒有了殖民地時期職業化的官僚和相對嚴格的規章制度，很多方面鬆鬆垮垮，加上貪污腐敗，因此整個體制充滿了漏洞，這兩本書對此有詳細描繪。一個典型事例是常修文50年代初回中國接受訓練，八年後被派遣回到金邊。由於他是從法屬印度支那在河內的海關出的境，柬埔寨方面沒有他出境的記錄，八年後他回柬埔寨時越柬都已獨立，但兩國政府沒有在過去殖民統治下出入境記錄上充分合作，因此常修文可以聲稱他從未離開過柬埔寨，只不過沒有及時更新身份證。這樣他不但順利恢復柬埔寨永久居民身份，甚至通過找關係把這八年欠下的身份稅款也勾銷了一部分，政府方面根本不知道他離開柬埔寨在中國待了八年。這些合法權利和非法漏洞無疑給中共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組織和活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隱蔽而組織嚴密的“僑黨”和公開而相對鬆散靈活的“華運”相結合，是中共在東南亞的主要活動方式。常修文和周德高參加革命和後來長期爲中共從事地下活動的經歷都說明了這一點。常修文出生於金邊貧困華僑家庭，三十年代下半期在金邊私立新華小學校時就接觸並被招募進中共地下組織。這個學校的校長本來就是曾經參加廣東潮汕地區農民運動的左翼知識分子，1939年這個學校又從延安派來了一對夫妻，他們都是新加坡華僑，曾經參加馬來亞共產黨，後來去了延安，又被派到柬埔寨。在他們的組織下，這個小學很快就成爲中共傳播革命文學、歌曲、舞蹈和政治理論的陣地，年幼無知的學生成爲他們的招募對象，當時只有十二歲的常修文就被這對夫妻選中，利用他的兒童身份擔任地下黨的交通。當時中共的宣傳在國內就是以“抗日”爲表，“擁共”爲裏，在海外也是如此，從常修文的回憶中，讀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共產黨抗日，國民政府賣國的謊言。1944年，常修文轉學到南越西貢附近的堤岸，在一所僑社公立的義安中學讀書。義安是一所在學習和紀律上都非常嚴格正規的學校，學生除了學習規定的課程，不能從事政治活動，這些都讓在中共和左翼思潮影響下自由散漫慣了的學生不適應，於是他們鬧起“學潮”，很多轉到了檳知的南僑中學。這是又一所受到中共影響的學校，其中有一個老師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曾是廣東某地下縣委書記，後來轉入南越，在這所學校教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這些典型的左翼課程。
常修文也接受他在新華小學時的中共老師的“建議”，轉入了這所學校，在這裏閱讀了大量的左翼書籍(如艾思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衆哲學》和其他理論書籍和蘇聯的革命文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士敏土》)等等，即使是西方文學，也是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抗精神的，如傑克·倫敦和馬克·吐溫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同一時期也是東南亞其他地區左翼華文文學中的必讀，例如馬共總書記陳平和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都在少年時期就深受它們的影響。1946年內戰時期，這所學校的共產黨地下組織還發動西堤的華裔學生和工人舉行了“反內戰、要和平、求民主”的遊行，把南越也當作了國共政治鬥爭的戰場。
周德高也是貧困家庭出身，50年代初參加革命，當時他二十一歲，正苦於沒有工作，一些“朋友”答應幫助他在柬埔寨馬德望市安排工作，同時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發起的“羣星體育會”，公開活動是籃球隊、夜校和文藝輔導班，但實際上讓他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紀念白求恩》和《爲人民服務》這些中共書籍。從這個外圍團體開始，他逐步接近黨組織，1956年被推薦到《棉華日報》工作。這是一家直接聽命於中共大使館的宣傳媒體，周說他“出身貧苦，爲人熱誠，對黨忠誠，願爲共產黨赴湯蹈火，因此中國大使館對我極端信任。”他後來升任報社經理，在他努力下《棉華日報》發行量達到一萬一千多份。他後又向僑領借錢籌辦了一個事務所，做各種生意，以此爲地下工作的掩護。和很多地下工作的家庭一樣，周德高全家也都投身革命，“妻子和幼小的兒女都成了革命隊伍的一員，太太是《棉華日報》的司帳員，後來又是進出解放區的情報員;女兒機靈沉着，八歲就爲我送信到大使館，一家人都獻身革命事業。”
常修文和周德高的生活經歷和參加革命的過程爲讀者勾畫出了一幅中共充分利用東南亞民間社會的各種自由和政府管理上的漏洞，組成一個“僑黨”和“華運”相結合的政治、宣傳、組織和情報網絡的畫面，爲我們瞭解海外中共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提供了生動的材料。
周德高書中從情報工作的角度披露了一些他親身經歷的和中共有關的事件，特別重要的是兩件事，一是中共事先獲知郎諾-施裏瑪達集團在美國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的情報，併爲促成柬埔寨革命早日成功作好了相應的戰略安排，這和印度之那局勢的鉅變和紅色高棉的上臺有直接關係;第二是周德高把紅色高棉領導人之一蘇品對波爾布特集團不滿並和越南關係密切的情報向北京報告，這個情報很可能從北京泄露給波爾布特集團，導致蘇品被殺，而蘇品的被殺又開始了紅色高棉一發而不可收的大規模內部清洗，最終導致越南出兵、紅色高棉政權垮臺。
60年代西哈努克政權面臨的是一個危險而複雜的區域形勢：美國和中共都捲入越南戰爭，把柬埔寨置於一個兩難境地。應該指出雖然美中都捲入越南戰爭，但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就和蘇聯作出分工：蘇聯負責在東歐的革命(當時東歐國家雖然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但還沒有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共則負責亞洲尤其是東南亞革命。50年代初中共在北越的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知識分子改造以及抗法戰爭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派出大量人員直接參與以上重要事件。因此，在對越南戰爭的歷史評價上，如果美國的入侵應該在道義上受到譴責的話，那麼這個譴責同樣或更適合於中共對越南內政的干涉。熟悉中外關係史的人甚至還可以把中共試圖對北越施加影響和歷史上複雜的中國和印度支那關係史聯繫起來。毫無疑問，是中共對北越的支援在先，美國對越南的干預在後。
面臨美中兩個大國的對抗、和柬埔寨比鄰的南北越兩個對立的政權，以及曠日持久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西哈努克試圖維持一條危險的“中立”路線：在國內鎮壓共產黨、把紅色高棉趕進叢林和越南;而在國際上維持和中共的友好關係，對來自中國和北越的人員和物資通過柬埔寨進入南越(中國援越物資在柬埔寨的磅遜港上岸後再運入南越)和在柬越邊境的越共基地的事實或是聲稱不存在、不知情或是說以柬埔寨的實力無法制止。在美國眼中名爲中立實際支持北越的柬埔寨成爲自己在越南戰場脫身的障礙，於是以攻爲守，支持柬埔寨統治集團內部以郎諾-施裏瑪達爲首的親美派發動政變。朗諾當時是首相，施裏瑪達是國防部長。儘管這些親美派早就對西哈努克的一些“社會主義”和“國有化”政策不滿，但君主制在柬埔寨根深蒂固，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這個集團斷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政變。柬埔寨後來的民族悲劇，中美雙方從一開始就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利用西哈努克的親華和反美情緒把柬埔寨變成自己介入越南戰爭的方便途徑，從而事實上破壞了柬埔寨的中立，置這個東南亞小國置於國際政治的危險旋渦之中。在美國方面，如果說西哈努克暗中支持北越是違反了國際中立，那麼美國應該可以有相對應的方法實行制約和報復，而策動政變將他推翻不但是對國際準則的踐踏，而且推翻君主制實際上導致柬埔寨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斷裂，開啓了社會急劇惡性變化之門，最終導致了紅色高棉的上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