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將發佈一部厚達12000頁共61卷的裕仁天皇的官方傳記。1990年，在裕仁天皇死後第二年，大批的學者和公職人員就開始了傳記的編纂工作。
他問我是否可以審閱書中曾被禁止公開的一個選段，並就天皇對不同歷史事件的態度發表評論，包括日本1937年擴大對華戰爭以及四年後與美國和英國開戰；對戰犯的審判、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美國對戰後日本的佔領等。
但是有一個條件：我不能評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中的“角色和責任”，這是該報嚴格禁止報道的。由於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一話題，我禮貌地回絕了他們的要求。
裕仁天皇官方傳記的出版應當是世界審視二戰的契機。太平洋戰場奪去了至少2000萬亞洲人（包括300多萬日本人）以及10多萬西方盟國人民（主要是英美人民）的生命。
然而，受日本媒體的慫恿，日本宮內廳卻迴避了戰中和戰後的歷史的關鍵問題。新史繼續將裕仁塑造成一個受佔領日本的麥克阿瑟領導的盟軍支持的、善良而被動的傀儡。
我還和其他學者都曾指出，裕仁天皇自1926年即位之日起，就是一個強勢、激進而個性複雜的帝王。他從祖父明治天皇那裏繼承了一套複雜的免責體制，並從內部進行操縱。裕仁天皇（在日本被稱之爲昭和天皇，昭和是他在位期間的年號）代表了一套意識形態和一種制度——該制度使裕仁能按自己的意願干涉決策過程，之後大臣們再將內閣的決定呈送裕仁，讓他批准。因爲他是幕後操作，他們謀士們事後就可以堅稱，他只是遵照他們的建議行事。
其實，裕仁從來就不是傀儡。他未能阻止他的軍隊於1931年入侵滿洲里，從而導致日本退出國聯；但他批准了1937年對中國的全面入侵，這讓日本進入全面戰爭狀態。他嚴格控制日軍在中國使用化學武器，批准了1941年對珍珠港的空襲。即使在戰後，當一個全新的、美國模式的憲法剝奪了他的君權，他還是在繼續幹預政治。
從我讀的內容來看，官修版傳記在編纂時有重大遺漏，並存在任意挑選史料的問題。這不僅是我的觀點。日本《文藝春秋》雜誌請3名作家半藤一利（Kazutoshi Hando）, Masayasu Hosaka和磯田道史（Michifumi Isoda）閱讀書中的部分內容。他們指出，《文藝春秋》10月刊有明顯的遺漏。在裕仁天皇與麥克阿瑟將軍的11次會面中，僅第一次被詳細地記錄了。不過，裕仁小學時的作文和他的一些瑣事卻被記錄下來，比如他發現了自己胎盤的掩埋處。
這並不是說官修版裕仁傳記毫無意義。研究者共收集了3152份一手資料，有一些是不爲人知的。1936年至1944年擔任裕仁侍從長的百武三郎將軍（Adm. Saburo Hyakutake）的自傳就是首次披露。編者紀錄了裕仁對日本神道教神性的闡述，完善了裕仁是日本國教最大祭司的說法。編者還收集了文武官員及外交官覲見天皇的確切次數、日期和地點，這是重要的材料。
裕仁是一個膽怯的機會主義者，他不顧一切地維護自己繼承的君權。戰爭並非他的本意，而希特勒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者同樣這麼認爲。新史詳述了他對1928年殘酷鎮壓左派的擔憂以及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崛起的抵制，還強調了他在鎮壓1936年青年軍官政變中的作用。這些青年軍官企圖建立一個更加右傾和更加軍事化的政府。傳記還稱他在軍隊解散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哭泣。
官修版傳記確認，裕仁固執地拒絕投降，即使日軍敗局已定。他極想贏得蘇聯的支持，這樣能獲得更多有利的和平條款。要是日本早點投降，那對日本的轟炸和兩顆原子彈的爆炸本可以避免。
戰爭結束已近70年，爲何這段歷史依然重要呢？
德國把對納粹罪行的責任寫進了政府政策中，而日本政府從未對戰爭罪行進行全面的反思。這部分是因爲戰爭有對抗西方大國的反帝國主義性質，部分因爲美國在冷戰早期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支持。但它也是日本故意選擇的結果——受教育體系和媒體的渲染，忽視或歪曲應承擔的責任。
在當前政治局面下，新版傳記的出版可謂正好。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自民黨正掀起一場運動，以提升日本人的民族主義自豪感。安倍毫不掩飾修改“和平憲法”以增強君主地位的慾望。“和平憲法”第9條禁止日本擁有進攻性部隊。
對傳記的謹慎審查符合日本的歷史傳統，但它讓人們對日本美化戰爭及其現時意義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沖繩人民對裕仁犧牲他們的做法很不滿，是他同意了美軍對衝繩羣島的無限期佔領。日本的鄰居韓國和菲律賓對日本忽略或淡化戰爭的做法無法安心，但他們對美國應對中國崛起採用的軍國主義做法同樣憂心忡忡。
1989年，裕仁去世，日本掀起了一股研究裕仁的熱潮以及他的戰爭責任長達十年的討論。如今，日本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平庸增長之後，代際分歧日益加深，而對此日本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如果再不改變，日本將失去提升與亞洲鄰國關係同時加深對侵略罪行認識的絕佳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