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幹導火索
1389年6月15日(儒略曆)，奧斯曼軍隊與試圖阻攔他們的基督教聯軍在科索沃平原展開決戰。塞爾維亞的貴族精英幾乎全部在戰場上陣亡，七年之後塞爾維亞被奧斯曼帝國吞併。科索沃的災難給後世的塞爾維亞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817年近代塞爾維亞復國後，每年都要在儒略曆6月15日(公曆6月28日)紀念科索沃戰役。由於這一天也是基督教聖徒維圖斯的主日，因此在塞爾維亞也被稱爲“維多夫丹節”。
與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相反，波斯尼亞的居民大多數屬於異端的鮑格米爾教派，這個教派認爲物質世界是撒旦而非上帝創造的，因此世人必須抵制物質誘惑，過禁慾生活。奧斯曼帝國征服波斯尼亞後，大部分鮑格米爾教徒皈依了伊斯蘭教。在土耳其人統治時期，波斯尼亞實際上相當於一個自治的貴族共和國，當地總督多是本地貴族，雖然保持了自己的語言，但在衣着、頭銜和生活習慣上仿效土耳其人。
1877年俄土戰爭結束後，奧匈帝國以“代管”的名義出兵佔領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理由是統治該地的土耳其政府顢頇無能，導致騷動迭起。但是，奧匈帝國在1878年的《柏林條約》中允諾，“一旦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恢復秩序與繁榮”，就把兩省歸還給土耳其。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奧匈當局改善了當地的教育、衛生、土地和宗教事務，修築了公路、鐵路和橋樑。另一方面，隨着公路、鐵路和學校的普及，加速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在波斯尼亞人中的散佈和傳播。
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民族主義成爲支配性的政治力量，而且常常與所謂“偉大的帝國主義視野”聯繫起來。在強盛的歐洲大國中，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往往宿命地、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並且互相促進。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也是帝國主義事業的支持者。由於投入和期望很高，帝國主義目標的不斷挫折往往加強民族主義，並使其變得更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奧匈帝國。1866年奧地利在普奧戰爭中戰敗後，德國首相俾斯麥就一直積極鼓勵它向巴爾幹地區“發展”。英國爲了遏制俄國南下進入地中海，一邊扶植搖搖欲墜的奧斯曼帝國，一邊也默許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勢力擴張。
另一方面，法國同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國有密切的文化和經濟聯繫。羅馬尼亞人視法國爲“拉丁文化之母”，二十世紀初的布加勒斯特被譽爲“東歐的巴黎”;塞爾維亞軍隊的武器主要從法國進口。這樣，法國在巴爾幹地區同奧匈帝國形成了競爭關係。
與此同時，俄國也長期視信奉東正教的巴爾幹地區爲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在1877年俄土戰爭之後使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脫離了奧斯曼帝國版圖。俄國的長遠目標是吞併這兩個國家，以及奧斯曼帝國其餘的歐洲領土，將君士坦丁堡變爲“沙皇格勒”，並獲得自由進出黑海的咽喉要道。但是俄國的南下一方面受阻於英國的“大博弈”，另一方面也受到奧匈帝國的阻撓。
1903年塞爾維亞軍官團發動政變，推翻了聲名狼藉的奧布拉諾維奇王朝，卡拉喬治維奇王朝國王彼得一世登基。他採取較爲開明的政策，恢復憲法，財政也納入了軌道。外交方面，塞爾維亞向俄國靠攏，並設法改善同鄰國保加利亞的關係，甚至提議兩國實行關稅同盟。這將損害奧匈帝國的利益。
1905年，奧匈帝國要求塞爾維亞終止和保加利亞的關稅同盟談判，並且要求塞軍的全部軍火都從奧匈帝國訂購。這兩個要求遭到拒絕後，奧匈宣佈對塞爾維亞過境運輸的商品徵收鉅額關稅。塞爾維亞的出口商品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運往奧匈，或通過奧匈運往海外的，其中生豬又佔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此這場關稅戰被稱爲“豬戰”。
塞爾維亞人雖然處境困難，但拒不讓步。他們與奧斯曼帝國達成安排，使用薩洛尼卡港出口貨物，同時還在西歐找到了新的市場。“豬戰”不止促使塞爾維亞人認識到他們急迫需要一個出海口，更加深了他們對奧地利的怨恨。“不擴張便滅亡”成了塞爾維亞激進分子的口號。有些人主張吞併馬其頓和薩洛尼卡地區，還有人希望吞併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黑山。
1908年，奧斯曼帝國開始實施“青年土耳其黨”改革，這令奧匈帝國憂心忡忡，唯恐對方以“國內政治已日趨完善”爲由索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當年10月6日，奧匈總督布里安男爵突然宣佈將這兩個省併入奧匈帝國。此舉既未與其他大國協商，也違背了1878年奧匈帝國在《柏林條約》中的承諾。塞爾維亞羣情激憤，舉國沸騰，認爲奧匈吞併波斯尼亞是故意針對塞爾維亞的挑釁舉動。
布里安男爵的舉動差點使歐洲在1908年就陷入一場大戰。英國和法國自不用說，連德國也對此舉十分氣惱，可是德國又不能同它這唯一堅定的盟國發生爭吵。俄國的反應最接近於戰爭。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塞爾維亞報紙連篇累牘地鼓吹對奧匈帝國宣戰，並盼望俄國的支援。但是由於德國向俄國施加壓力，警告說會動員兵力幫助奧匈帝國，俄國人只好打退堂鼓。1909年3月，俄國外交大臣薩鬆諾夫通知塞爾維亞政府，“我國軍隊尚未準備妥當，現在無法作戰。”塞爾維亞被迫接受既成事實。總4頁1234下一頁尾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