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朝代的興衰與更替，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接下來本站小編帶您走進歌德與赫爾德的故事。
1770年，歌德時年21歲，在斯特拉斯堡結識了赫爾德。這位只比歌德大5歲的青年人(不過26歲)，對於日後人類文化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來說，此時卻具有極爲重要的導師意義。
歌德自己也坦承，給他“帶來極重大的後果、最有意義的事件，就是與赫爾德的結識以及與他的親密交往。”
1770年赫爾德與歌德的結識，也標誌着狂飆突進運動的開始。
赫爾德後來在文學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地位都不如歌德，雖然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畢竟歌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回過頭來想，這樣一種師生遇合既有緣分的偶然因素，也體現出德國思想發展的某種必然性。赫爾德雖然只比歌德長5歲，但要知道“在年紀輕的時節，這5年已造成很大的差別”，再加上歌德“既稱許他之爲人，又敬重他所已成就的業績”，所以難免生出崇拜之感，即便是赫爾德生性暴躁，且頗爲刻薄，歌德也居然忍受了下來。
說赫爾德是青年歌德的精神導師，當不爲過。
當時的歌德，對德國文壇狀況還是非常的陌生，所以26歲的赫爾德簡直就成了他通向德國文壇的捷徑：“他的談話無論何時對我都很有意義，他能夠用提問、回答或者其他別的方式隨便就說明他的意圖。所以，他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能啓發我獲得新的見解。當時他已十分有名，尤其是通過《斷片》、《批評之林》等著作，他可以說已經名列當代國人所仰望的傑出人物之林。”
青年歌德對赫爾德的態度，用“執禮甚恭”來形容。但赫爾德雖然有文學的修養、思想的敏銳，卻缺乏導師的耐心、引導的經驗。或者說，他不具備爲師的“循循善誘”的本領。
赫爾德這個老師與歌德這個“可遇不可求”的學生之間，只有那短暫的幾個星期的共度光陰。歌德既不如張無忌那樣有極高的悟性，赫爾德也不像張三丰那樣屬“不世出”的大師。好在思想不是武功，有的是可以仔細推敲琢磨、發展變異的可能與機會。
歌德自己也認爲：“假使赫爾德的談論更有系統的話，我就可以從他身上獲得寶貴的指導，使我的修養有持續的發展方向。可是，他的傾向，倒偏於考驗和激勵，而不長於指引、領導。”
如此說來，真的是大可遺憾之事，但且慢，正如我們前面所言，思想與武功畢竟不同，赫爾德不能將學生“馴化如儀”，倒給歌德這樣的天才預留了“超越規則”的空間。
自萊布尼茨開始，“啓蒙理性”就逐漸開始了其爭取主導權的地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主要是針對封建教會的“強大教權”。說來也奇怪，龐大的教會勢力到了這會兒，卻如同不堪一擊的“祭壇偶像”，被啓蒙理性的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力，一舉而盪滌之。
當然歷史的原相併非如此簡單，新教與天主教的權力之爭亦極複雜，但啓蒙理性之逐漸成爲思想主流，確是事實。赫爾德早年在哥尼斯堡求學，對康德、哈曼這兩位大師都曾執禮甚恭，但最後還是親哈曼而遠康德，自然有他思想擇定的考慮在內。
所以，這一段交往的思想史意義，決非僅是赫爾德與歌德的“師生結緣”而已，它引出的，還有德國思想傳統的一條重大線索。
歌德在思想上的來源，當然有他早期在萊比錫大學接受學校教育的影響，但就接觸重大思想流派來說，不是萊布尼茨以來的德國啓蒙理性傳統，而是以反啓蒙爲標的的浪漫情徑，其上溯可以追至意大利的維柯、德國的哈曼。這對理解德國古典時代在整個西方思想史上的意義，是有着很重要的提示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