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捷克語: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語:Pražská jar ;俄語: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軍事行動代號:多瑙河行動，英文:Operation Danube)才告終。
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樣，完全拋棄了舊有的社會主義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爲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入侵後宣告失敗。事實上，在一個工廠裏，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1968年1月5日
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諾沃託尼的第一書記職位被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取代。
這次大會的結果，導致了對新聞出版物的事先審閱制度的廢止，並且使得對於諾沃託尼體制中的核心黨幹部以及內閣成員的批評的升溫。同年2月，與諾沃託尼關係密切的國防部領導叛逃到美國。這位高層幹部不僅因爲挪用公用資金而被調查，而且在之前與另一位將軍合謀企圖發動政變，維持諾沃託尼的權力統治。這起事件成爲當時媒體關注的焦點，並且使批評的矛頭指向了當時仍留任總統的諾沃託尼。到了3月份，諾沃託尼領導層的主要黨政幹部都相繼離職。其中包括內政部長、總檢察長的辭職，這些人的離去導致與蘇聯(尤其是克格勃)關係緊密的安全機構的改革浪潮。同年3月21日，諾沃託尼終於提出辭職，新任總統爲二戰英雄路德維奇·斯沃博達。
同年4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行動綱領。在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會主義模式"，內容包括:
修正共產黨的權力集中
恢復在大清洗中犧牲者的名譽
以聯邦制爲原則解決"斯洛伐克問題"
強調企業自身責任，引進市場機制，進行經濟改革
言論和藝術活動的自由化
在外交政策上，在強調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的同時，也通過引進科學技術強化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
之後，又成立了以歐德里希·切爾尼克爲總理的新內閣班子。副總理爲主張改革計劃經濟的經濟學家奧達·錫庫，另外，在50年代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罪名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古斯塔夫·胡薩克也成爲內閣成員。國民議會的議長由受國民歡迎的約瑟夫·斯姆魯科夫斯基擔任，國民戰線議長由弗朗切克·庫裏蓋爾擔任，至此，捷克黨政的主要部門都被改革派掌權。整個社會在"行動綱領"的指引下，開始進行深入的改革運動。其中，工會、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及KAN， K-231等非共產主義政黨開始積極活動。在此同時，關於改革內容的分歧也日益明顯，逐漸形成了對於改革運動的激進化表示懷疑的集團，他們希望與蘇聯接觸，在斯洛伐克地區重視聯邦化的傾向。
根據華約各國的約定，6月份將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考慮到蘇聯軍隊即將到來以及同盟國的憂慮，在5月末召開的黨中央委員會大會上，捷克領導人強調了右派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並將在國民戰線範圍以外活動的政治組織視爲"反共活動"，並且表明了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態度。另外，也決定提前在9月份召開第14次共產黨大會，給其他國家造成了將堅持改革路線的印象。這是因爲在臨時黨代會上不可能再讓對於改革報有懷疑的中央委員再任，如果黨員正式大會順利召開的話，改革派實力將會鞏固自己的地位，使改革不會半途而廢。
同年6月27日，由瓦茨裏克起草的"兩千字宣言"在主要報紙上刊登。其內容與"行動綱領"並無多少變動，因此也使得蘇聯將這個宣言視爲"反革命"的先兆。
社會主義陣營憂慮
在1月份權力層交替的時候，波蘭和東德首先表示了關注。1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訪問兩國，哥穆爾卡與瓦爾特·烏布里希都表示"反社會主義"的影響將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會波及到社會主義陣營全體，因此各國的共產黨體制的基礎將受到嚴重動搖。尤其在波蘭，3月發生了學生遊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給波蘭一個杜布切克"的口號，因此哥穆爾卡對此更加擔心。另外，在2月22日舉行的1948年革命紀念慶典上，勃列日涅夫等各國首腦紛紛出席，各國領導人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氣氛，也注意到媒體上開始出現對共產黨直接的批評文章，於是對這場改革運動產生了強烈的憂慮。
蘇聯集團動向
從杜布切克就任第一書記開始到蘇聯軍事幹預的8個月間，以蘇聯爲首的華約各國通過會談中的批判、聯合軍事演習等方式，從政治上、心理上、軍事上盡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體制的解體以及改革運動對本國的波及。
德累斯頓會議
(1968年3月23日)
諾沃託尼辭去總統的事件使蘇聯領導層感受到強烈的危機，於是在德累斯頓，召開了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參加的多國首腦會議。從此次會議直到8月軍事幹預爲止，除羅馬尼亞外的華約5個成員國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舉行多國會談。由於在會前捷克領導層被通知本次會議是討論各國經濟問題，因此在會議剛開始就遭到各國嚴厲批評的杜布切克代表團無法就改革運動做出充分的答覆。在會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國代表團一直認爲這場改革運動是反革命的先兆，並擔心會侵蝕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對此表示這場改革的主旨在於強化共產黨體制，並且得到了國民的多數支持，然而並沒有得到其他各國的理解。
莫斯科會議
(5月4日、8日)
隨着"行動綱領"的通過和改革運動走向高潮，捷克國內對於共產黨體制和蘇聯的同盟關係的批評也日益增多。對此，勃列日涅夫領導層感到非常憂慮。在這種情況下的5月4日，訪問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杜布切克、切爾尼克、斯姆魯科夫斯基等)與蘇聯領導層進行了會談。在此之後，8日，哥穆爾卡、烏布里希等各國首腦在莫斯科集中，聽取了勃列日涅夫關於蘇捷兩國會談的報告，並隨即決定提前實施華約組織聯合軍事演習，並支援對於改革報有懷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5月中旬、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與國防部長安德烈·格萊喬相繼訪問捷克斯洛伐克。
聯合軍事演習
1968年6月18日至30日間，華沙條約成員國聯合軍事演習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本次演習含有多層目的:一爲了牽制在9月份臨時全黨大會中改革派勢力的增長;二爲了軍事介入做好預先準備。另外，在軍事演習結束後，各國軍隊並未立即撤退，這導致捷克斯洛伐克國民逐漸懷疑軍事介入的可能性。
華沙會議
(1968年7月14日-15日)
在"兩千字宣言"出臺後，蘇聯領導層將其視爲反革命的證據，並對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發出了召開多國會議的建議。(同樣的建議也從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發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在研究該建議之後，反而向蘇聯提出首先舉行兩國會議，在調整意見的基礎上，舉行包括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參加的多國會議。然而，蘇聯中央拒絕了這個建議，並通知將於14日在波蘭舉行多國會議。會議前日的13日，受勃列日涅夫的委託，卡達爾與杜布切克、切爾尼克等人會談，試圖說服其參加華沙會議，但是捷克方面反覆主張之前的意見，未接受勸說。於是，在華沙集會的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領導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況下，就這場改革運動展開了討論。其中，保加利亞代表團提出了請求軍事幹預，各國都表示對改革運動的危機感，最終，蘇聯領導層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出各國共同簽署的照會，表示將全面支援對反革命勢力的鬥爭。
祕密會談
1968年7月20日 在匈牙利療養地巴拉頓湖畔，對改革持批判態度的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比利亞克與蘇共政治局委員兼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謝雷斯托舉行祕密會談。其間，謝雷斯托指出軍事幹預的實施必須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的要求才能實行。
切爾納會談
(1968年7月29日-8月1日)
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在兩國交界處的切爾納舉行兩國會談。會議原定舉行一天，最終卻延長至4天。會後發表的公開聲明只提及將於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發召開多國會議。蘇聯在會談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些讓步，雙方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因此沒有直接作出軍事介入的決定。然而，關於這些共識，兩國的認識存在根本性差異，這也是日後軍事介入的誘因之一。
在布拉迪斯拉發舉行了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蘇捷兩國的會議，會後發表了共同聲明。在這次會議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發出的請求軍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