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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情報英雄靠替美蘇元首傳話化解古巴導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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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中,美蘇兩國的核對抗幾乎把世界拖入災難的深淵。鮮爲人知的是,在那場扣人心絃的對抗前後,美蘇最高領導人之間其實一直存在着一條祕密“熱線”,這個聯絡渠道被認爲在那場危機從產生到結束的整個過程中起到不小作用,而肩負這一重任的是一名叫博利沙科夫的蘇聯“格魯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特工。

  與美國“二號”人物建立聯繫

博利沙科夫出生於1922年,1942年開始情報生涯,並經歷了衛國戰爭的洗禮。1951年,他首次被派往美國執行任務,以塔斯社駐聯合國記者的身份作掩護。8年後,已是“格魯烏”上校的博利沙科夫再次赴美,掩護身份是英文雜誌《蘇聯》的副主編(該雜誌由蘇聯駐美使館主辦)。他很快以俄羅斯人的真誠與豪放贏得美國政界、新聞界和文化藝術界的好感,與《紐約每日新聞》報社的名記者霍爾曼更是親如一家。

1961年4月29日,霍爾曼向博利沙科夫建議,如果他能與肯尼迪總統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建立聯繫並從那裏獲取信息,估計會對他的前途大有裨益。但由於直接領導持否定態度,博利沙科夫次日通知霍爾曼他不能與提議對象會晤。然而,在5月9日蘇聯人的二戰勝利日這天,霍爾曼還是促成了博利沙科夫與羅伯特的首次交談。

蘇聯情報英雄靠替美蘇元首傳話化解古巴導彈危機

羅伯特對博利沙科夫說,“我哥哥認爲,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緊張主要是由於互不瞭解,不能正確解釋對方的意圖和行動而產生的。”他說:“現在我們不打算重複過去的錯誤。我們理解,不論是你們,還是我們,都不願意首先按動核按鈕。”交談結束時已近晚上11時,但博利沙科夫徹夜未眠。他深知,他這樣做已經跨越了情報界的金科玉律———對身份的保密。次日,會晤報告發往莫斯科。經逐級彙報,赫魯曉夫瞭解到這一特殊事件。當時,來自美國的政治情報處於“飢餓”狀態,美國“二號”人物提出的建立非正式聯絡渠道的建議,正中克里姆林宮下懷。1961年5月16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審定了建立赫魯曉夫-博利沙科夫-肯尼迪密線的重大問題。

博利沙科夫開始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明確開展工作。當年6月的維也納峯會前幾周,他與羅伯特的見面十分頻繁。同年秋天,博利沙科夫陪同一個蘇聯代表團訪問白宮時,肯尼迪總統突然走向他,拉着他的胳膊來到大廳。總統說,感謝他在維也納會晤前夕的操勞……如果蘇聯方面不反對的話,今後將繼續通過他與赫魯曉夫聯絡。但按“職位”,博利沙科夫只是整個蘇聯駐美大使館67人中的第40名。

責任重大的“傳聲筒”

1962年8月31日,博利沙科夫應邀來到白宮。原來,總統想趁他回國休假向赫魯曉夫轉交信函。“對我來說,蘇美關係改善的美好前景已經清晰地呈現在面前。而且,我深信它們的現實性。按照我的觀點,締結禁止核試驗協定可能成爲這條道路上的最新成果……”肯尼迪眉飛色舞地結束了這場“告別交談”。當走上林蔭道,之前一言未發的羅伯特打破平靜:“請你相信,我哥哥真誠地渴望達到他剛纔所說的一切……要知道,‘他們’在盲目仇恨的衝動之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赫魯曉夫對博利沙科夫的接見安排在度假別墅的游泳池邊,他要求後者“毫不隱瞞、開誠佈公、毫不拘束地”講述一切,並轉告肯尼迪,“我們積極評價他所採取的旨在減少緊張程度,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步驟……”

從1961年5月至1962年11月(包括1962年10月15日至28日的古巴導彈危機時期),博利沙科夫與羅伯特·肯尼迪會晤約50次。兩人中的任何一方都未曾提及美國中情局代號爲“貓鼬行動”的推翻卡斯特羅計劃和蘇聯向古巴運送中程導彈的“阿納德爾”行動,而這些恰恰是大衆所認知的引發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原因。事實上,當羅伯特把美國U-2飛機拍到的導彈發射場照片拿給博利沙科夫看時,他還不相信有這樣的事。不管怎樣,兩人對各種問題的討論,各種看法的形成,有關戲劇、太空飛行和托爾斯泰作品的友好交談,也許對兩國元首的深層影響及對時局的積極進展具有不容忽視的文化功能。按照蘇聯當局及部分學者的看法,博利沙科夫在此過程中所做的貢獻超過外交部門,客觀上,他憑藉巨大的影響力爲蘇聯採取的一系列“戰略欺騙行動”提供了“戰略掩護”。

蘇聯情報英雄靠替美蘇元首傳話化解古巴導彈危機 第2張

  是非功過任憑說

危機過後,羅伯特邀請博利沙科夫會面並指出:“現在我們需要儘快忘卻這13天內發生的一切,並像總統建議的那樣,‘從白紙開始’,按照新的方式行動,而不是面向過去……贏得勝利的是我們雙方,贏得勝利的是全世界。我們應當從這裏出發。應當細緻地權衡一切,思考一切,並沿着新的道路前進,從而不再重複過去的錯誤。”

美蘇領導人此後的行動確實更加謹慎,在肯尼迪生命的最後一年,兩國的緊張關係得到緩解。連接莫斯科和華盛頓的“熱線”也終於開通,兩國領導人可以直接而迅速地對話。但對於博利沙科夫來說,前途卻遠非一片光明,“格魯烏”內部一直不滿他擅自同羅伯特·肯尼迪建立聯絡渠道,對美國人選中他做密使也有種種懷疑。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博利沙科夫甚至體驗到別樣蒼涼:住在12平米的公寓房間裏,依靠鄰居的憐憫和對往事的回憶度日。難以消解的“五味雜陳”根本不能給他帶來“慰藉”:他無意“說謊”,對事關導彈的機密確實不知情;他恪盡職守,卻一直受到“詆譭”。當他離開人世時,妻子精神失常,唯一的兒子早已死去……

時間是真理的母親。1997年,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亞·富爾先科發表《特工格·博利沙科夫的非凡命運》,如同情報界和史學界的一顆重磅炸彈,對博利沙科夫的名譽恢復功不可沒。在院士筆下,這是一名品行端正、心胸開闊、能力突出的情報軍官,其功勞之巨幾乎沒有其他任何蘇聯特工可以相比。1999年5月,在普里馬科夫、科科申與普京的協助下,博利沙科夫於去世後第十年獲得榮譽勳章。今年,俄科學院院士、前安全會議祕書科科申等人肯定祕密聯絡渠道,前“格魯烏”總局局長拉德金也於10月18日開始向媒體披露這位“情報英雄”的長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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