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瞭解宋朝生活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中國長久的處於農業社會，農民長期是國家的主體。大多數時候是一個王朝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國家軍隊的主要兵員提供者和國家徵收賦役的主體。因此農民的生活就具有代表性，農民的生活的狀況，實際上是一個王朝富足程度的象徵。一個“民無所食，衣衫襤褸”的朝代是不能算作富裕的。
我們這裏說的農民通常指的是自耕農。
自耕農是一個小範圍的概念，自耕農是農民的主要組成部分。自耕農階層自身的穩定與否，不僅直接影響這一階層的生存、發展，且對整個國家能否良好運轉都具有重要影響。財產穩定是一個關鍵指標，自耕農大規模破產往往就是一個王朝滅亡的先兆。
農民是一個寬泛的概念，獵戶、魚戶都算做農民。自耕農說白了就是進行糧食生產的。那麼宋代的自耕農是怎麼來的呢?
自耕農的來源也是多途徑的。有的是家庭是“目不識丁”，而有的家庭卻是“耕讀傳家”，很明顯同是自耕農來源卻不相同。
早在商周時期，有部分農民以“蓺稷黍”、“蓺稻樑”爲業，擁有自己的小家庭，可以認爲是我國最早的自耕農雛形。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的推廣，自耕農的數量也迅速增加。秦漢時期自耕農已經成爲國家的主體。
宋代自耕農的第一個來源：上一輩自耕農的傳承，也就是祖祖輩輩都是耕農的。
北魏至唐朝中前期實行的均田制，並非剝奪農戶原來的自有土地，而是國家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兩稅法之後均田制遭到破壞，均田農戶成爲事實上掌握土地所有權的自耕農。北宋的建立沒有經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土地也未進行重新分配，所以北宋自耕農階層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沿襲於唐末五代的自耕農。
宋代自耕農的第二個來源：佃戶上升。
史學界經常用“田制不立、不抑兼併”來對宋代的土地政策加以概括，只要有錢就能買到土地。一部分勤於勞作的佃戶，稍有積攢就買田置地獨立出戶上升爲自耕農。《袁氏世範》中有一句話經常被學者引用：“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胡宏的一句客戶“或丁口蕃多，衣食有餘，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名戶，便欲脫離主戶而去”，佃戶購買土地的慾望還是很強烈的。
宋代自耕農的第三個來源：鄉村地主地位的下降。
上邊說了，“貧富無定勢”，貧者可以上升，富者也會下降。一部分經營不善的地主破產後成爲自耕農。有的地主是因爲分家導致大塊土地被子弟分出，幾代之後這些人就成爲自耕農了。也就是老話常說的：“富不過三代。”
朱熹就曾感慨道：“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問，富者貧，貧者富。”
土地是自耕農最重要的財產，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可以算作衡量自耕農的財富的標準。富者連田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土地的數量：
宋代是鼓勵農民大膽開墾荒地的，北宋初期戰亂甫平，出現了大量國有荒閒地。以開封附近爲例，“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裏，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
就差說一句：大家都到西北去，開墾荒地耕種三年就算作自己的土地，前三年免除賦稅哦。
據《宋史》卷 173《食貨志》記載，太祖開寶九年(976 年)全國墾田數爲 295 萬餘頃，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增加到了將近 525 萬頃，僅 45 年時間墾田數就增加了 78%。
太宗遷晉、雲、朔等地農民到開封西部附近，“墾田頗廣，民多致富”。
北宋政府爲了恢復發展經濟和增加稅收，採取的鼓勵農民墾荒和耕種逃戶田的政策，不僅使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發展，也扶植鞏固了一大批新的自耕農民。宋代政府積極鼓勵農民墾荒，農田的開墾率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時達到了近 525 萬頃。
可以想象去開墾荒地的多爲無地的流民、客戶和少地的下戶農民，他們通過自己辛勤的勞動擁有了對所墾荒地的所有權，使之成爲“永業”。
擁有土地，最起碼衣食無憂。
畝產量：
史學界經常認爲宋代實行的是“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其實不然。不官是宋代統治者還是士大夫，都主張實行限制土地兼併的政策。宋朝的統治者很清楚，自耕農的小土地所有制纔是自己賴以統治的基礎。
但是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抑制土地兼併，相反卻鼓勵土地的流轉。事實證明這個策略非常正確，提高農民各個階層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效率：上戶地主階層如果不善於經營就會下降爲自耕農甚至佃農;中下戶自耕農民勤於勞動，則可以上升到地主的行列。
這樣的措施就逼迫農夫不得不提高畝產量，提高生產效率，土地復耕。
早期農業的發展看中耕種的廣度，橫向發展表現爲鐵犁牛耕的推廣。衆所周知，宋是一個小國地區性的王朝，土地並沒那麼多，加之另一些原因，宋代自耕農看中對有限的土地深耕種，其表現爲精耕細作。宋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比隋唐時有了很大提高，大約是唐朝的二到三倍。
精耕細作靠的是勤勞，“勤於耕畬，土熟如酥;勤於耘籽，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而中國農民最不缺少的就是勤勞。
這都促進了自耕農財富的積累。
賦稅。賦稅也是衡量自耕農是否富裕的標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佔有一塊土地的鄉村民戶作爲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有向政府納稅服役的義務。如果統治者行苛政，橫徵暴斂。畝產量再高，大部分如果被國家拿走，那自耕農還是依舊貧困。那麼宋代的賦稅程度如何呢?
中國古代社會，自然災害頻繁，政府和民間除了採取建水利、設立義倉等主動預防性的措施以外，很多時候只能被動應付，現代社會也是如此。
傳統的農耕區處於季風性氣候區域，這種氣候怎麼說呢?就是旱澇不定，有時候連年大旱滴雨不下造成穀物顆粒無收;有時候是連年陰雨，洪澇災害哀鴻遍野。
宋代是古代大型的統一王朝中發生自然災害頻率較高的。桂慕文根據相關資料統計得出，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到南宋帝趙昺祥興二年(1279 年)的 319 年中，有297 年發生自然災害，佔其統治年數的 93.1%;只有 22 年風調雨順，僅佔 6.9%。較之中興時代的唐王朝，其自然災害的頻率顯然高多了。
這種極大的不確定的性就促使中國人發散智慧興修水利工程，大禹治水也可以看作是興修水利的傳說。準確可考的水利工程可以追溯致春秋戰國，西門豹主持修建的引漳灌鄴水利工程，魏國從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起開始開鑿的溝通江淮黃的運河鴻溝。最著名的當屬秦國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真是惠澤千年啊，“天府之國”都江堰功不可沒。
除此之外，體恤民情輕徭薄賦免除賦稅也是必要的措施。
宋代統治者和士大夫一般都比較關注民生，常年都較爲重視興修水利、儲備餘糧、興建義倉用以備災。譬如《宋史》記到，宋初“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必兇欠，亦輒蠲之”，“每遇水旱，輒輕馳賦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閣未嘗絕。”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農民的賦役負擔及對生活產生的影響，這樣的觀點一直佔據了主導：歷代的剝削方法雖不同，但封建剝削的實質是直接生產所得的剩餘生產物，幾乎全部都繳納於民間地主與封建國家，除了維持自身與親屬的生存而外，別無餘糧。
如果真的是這樣，宋也不會被冠上一個“富”字了。
總體的賦稅負擔：
宋朝建立初期，太祖吸取五代十國滅亡的經驗教訓，實行較爲輕省的賦稅政策，使凋敝的社會經濟迅速恢復。
皇祐、治平年間國家的總賦稅就已經“一億萬(貫)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稅入是唐代的數倍之多，“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南宋葉適也不無羨慕的說道：“祖宗之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
這樣的賦稅是不是意味自耕農的賦稅很重呢?
其實不見得。
第一，前邊說了宋代勞動生產率是唐代的二到三倍，唐代糧食畝產平均約爲米一石，到了宋代每畝平均可產米二石，是唐代的兩倍。在糧食畝產提高、稅率不變的情況下，國家總的稅收額當然也會大幅上升。
第二，宋代工商業很發達。據賈大泉的研究，神宗熙豐年間賦稅總入爲 7070 萬貫，農業兩稅收入爲 2162 萬貫，佔賦稅總收入 30%，其餘 70%大部分爲工商業稅收。杜文玉通過計算也得出，宋真宗天禧末年工商業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例高達 78.6%，工商業收入的絕對數是唐代的三倍之多。
這些數字不能說準確，但宋代政府非農業收入大大超過農業收入則是確定無疑的。這就表明宋代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以加重對農民(主要是主戶中的自耕農)的剝削來實現的。工商業稅收超過農業稅所得，這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第三，隱田，也就是偷偷開荒。這種偷偷開墾的土地，收入可全都是自己的。據杜文玉研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 2《食貨典二》中記載唐天寶中的耕地面積不是真正的墾田數，唐代實際的墾田最高時爲620 餘萬頃。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畝約合今 0.783 畝，宋代一畝約合今 0.974 畝，如果把以上耕地換算成今畝，唐代耕地爲 485 萬多頃，宋代爲 511 萬多頃。唐宋都有隱田現象，宋代耕地多於唐代，賦稅高也是理所應當。
工商業的繁榮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商品率，其次家庭手工業也是自耕農拓展財富的手段。這應該是宋代自耕農的多種經營!
吳曉波做過數據研究，他推測宋代的城市化率在32%。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是15.7%，這就是差距。宋代養活了當時全世界最多的城鎮人口，兩宋的都城人口都在百萬!沒有繁榮昌盛的商品經濟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盛況的。
農副產品的商品化，居住在城鎮周圍的自耕農已經脫離了傳統的種植業，出現了大面積種植瓜果蔬菜的特殊景象被稱之爲專業戶，如果農、菜農。瓜果蔬菜的收益可是很高的，靠近城市就地販賣，專業戶普遍富裕起來。
王炎所說，“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鐵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使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往往從事多種混合型的經營活動。只要有致富的想法，是能夠富裕起來的。
其次家庭手工業也大放異彩。
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等在宋代農民家庭經濟中佔有的重要地位，家庭紡織業對一個家庭的貢獻是巨大的，宋代婦女也能頂半邊天。
漢唐時期，以絲綢爲代表的紡織業達到了頂峯。北宋時期由於北方戰亂，絲織業南盛北衰的局面開始出現，到南宋時已成定局。這種情況的出現並沒有意味着兩宋紡織品產量的下降，史料顯示，即使是在戰亂頻繁的河北路一帶，紡織品的產量仍然很大。因此在農民的家庭經濟構成中，紡織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
《文獻通考》的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得出太祖開寶九年(976 年)每戶農田面積爲95.5 畝，到九十年後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降爲 34 畝。土地的減少，一定程度上會導致自耕農純種地收入比重的下降，相應的，紡織業在家庭經濟中的重要性就會增加。
江南地區蠶桑業更加發達，比如自然條件較好的吳中，蠶一年可以成熟八次，養蠶制絲獲利極大。十口之家，養十箔蠶，可織小絹三十一匹，易米四十三石，按宋代糧食畝產米二石計算，養十箔蠶相當於二十一畝地的糧食產量。我們又可以根據古代蠶桑的比例，算出養十箔蠶只需要大約三畝桑田(桑樹的下面還可以種糧食)。
從數據來看宋代農民的生活還是挺滋潤的，那麼宋代史籍中關於民衆生活疾苦的記載是怎麼來的呢?
宋代史籍中對農民生活疾苦的記載
不論是正史典志還是文集筆記，對中國古代農民的描述大多是灰色的。今人的許多研究成果，也或有意或無意的渲染農民生活的悲慘。
宋代正史典志中對農民生活困苦的描述很多，以司馬光說的這段話最爲典型，後世引用的也最多：
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沾體塗足，載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域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
解讀這段史料很容易得出宋代農民生活悲慘、地主剝削殘酷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結論。
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條史料的背景和寫作者的目的，就不難發現上述結論仍有可商榷之處。首先，這是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變法、抨擊新政時說的，爲了達到目的，很可能存在誇張之嫌。
而且就這段話來說，如用“忙碌”、“辛苦”等詞語來概括反而更顯恰當。
至於“水旱、霜雹、蝗域……”都不是社會的常態，不足以概括自耕農的平常生活。
宋代秉承刑不上大夫，三百年不殺大臣。一些清流爲了彰顯自己關心民間疾苦，專門記錄自然災害發生、吏治敗壞時農民生活艱難困苦的一面。這些記載多屬於政治家的政論文，他們在闡發自己的政治理念、表達某一具體政見或者是打擊政敵時，會對農民生活狀況的描寫有意識地誇張，有時甚至還有自相矛盾之處。
綜上所述，宋代農民的生活應該是封建王朝中最好的了。
宋代雖然不強，但是宋民是很有幸福感的。
終宋一代沒有爆發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就是證據。
宋民真正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