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朝勸諫方式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大家對《清平樂》裏的王凱扮演的宋仁宗是不是感覺很可憐?選個枕邊之人還要宰相們拍板，偶爾楚楚可憐地說句心裏話，就會迎來一衆大臣的“唾棄”，簡直顛覆了人們對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傳統認知。殊不知，真實歷史上的皇帝不僅受到宰相們的牽制，還要受到諫官們的監視。
北宋著名的“包黑子”包拯做諫官時就曾用唾沫星子“噴”過仁宗。史載，個性溫柔的仁宗禁不住寵愛的張貴妃慫恿，準備在朝堂上封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爲宣徽史，這可是個管皇宮內諸司遷補、郊祀、進奉的關鍵之要。
仁宗剛用嘴把話努出去，咽完唾沫星子，就迎來朝堂一片“口誅”，那個場面之熱烈，反對聲之沸騰，最激烈的就數那個“一臉黑”的包拯，跑到仁宗面前，慷慨陳詞，唾沫星子噴的老遠還不自知，竟然還噴到皇上臉上。最終仁宗被這“唾沫星子”懟得收回成命，再也不敢說這事了。
不獨包拯，太宗時期寇準也曾因勸諫狂拽太宗衣角，趙普勸諫不過，還曾經一而再把太宗給撕掉的諫書粘上再奏， 爲啥宋代的臣子勸諫如此之“奇葩”，讓人忍俊不禁呢?筆者這就探析一二。
一、士大夫們的死諫精神
(一) 宋代是有骨氣的士大夫的天下
士大夫是什麼?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之所以宋代被人們稱爲“有骨氣”的朝代，就是因爲這些士大夫們的氣節，這個氣節是從一而終的。
跟唐朝的武夫頑擰、粗魯不同，宋代的士大夫們大多受到儒家傳統教育，希望忠君報國，自身修爲甚高，做人辦事都有一套嚴謹的儒家標準，加上宋代“士大夫”治國，跟漢魏時動輒就會面臨殺頭之危險不同，士大夫的地位十分穩定，因此養成了宋代臣子們愛“死磕”的性格。
(二) 即使驚天動地，也要死諫到底
《說苑·正諫》中記述：“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君不忍爲也”，在這種“忠君即是犯諫”的思想指導下，宋代廣大士大夫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充分發揚“死磕”精神，仁宗時期的範鎮就是這樣一個“死磕”分子。
仁宗在位多年，由於沒有親生子嗣，因此久久不能設立太子。出於對不立太子會招致朝局動盪的考慮，羣臣都“莫敢先言”，只有範鎮，他三次面見仁宗陳述早立太子之必要，痛哭流涕，百日內上書達十九次，頭髮都由黑變白，如此奇葩的大臣，仁宗氣得將他將他改職。
他仍不灰心，連同韓琦等人最終勸說仁宗定趙曙爲太子，好友蘇軾曾評價他“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二、“諫言不咎”使諫官們很放得開
(一)無論行動多奇葩，都有祖訓保護。
早在太宗朝時，宋朝就立下了“不殺士大夫”和“諫言不咎”的祖訓。《宋史·太祖本紀》記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逾此事者，天必亟之”。因此諫官們纔會“風聞奏事”，因爲這並不冒生命危險，至多被貶官而已。
太宗時期的寇準也因爲奏事與太宗相左，在太宗拂袖起身要走時，寇準用手拽住他的衣角，讓他坐下，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態勢，最終使皇帝屈從。
(二)皇帝往往縱容諫官的過激行動。
諫官由皇帝親自選定，由於宋代的“差遣”制度，諫官往往由一些與皇帝過往較親密的重臣兼任，實際位高權重。宰相趙普曾幫助太祖登上帝位，爲其謀劃陳橋兵變，是太祖的功臣，也是太祖的好兄弟。
宋立天下後，趙普經常對曾經同甘共苦的太宗“直言勸諫”，毫不留情。史載，趙普曾上奏推薦某人爲官，得到了太祖的否定後，趙普絲毫不退讓，第二天、第三天接連重複上奏，太祖急得把奏章撕掉，他卻面不改色，當天晚上又給粘上，過了些天又再次上奏，最後太祖只能答應。
三、不奇葩就難成功
(一)不過分、不奇葩就難成功
俗話說，不瘋魔不成活。在皇帝、大臣和諫官中，諫官除非與任何一方魚死網破，不然就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十分難做。
神宗時期，“三冗”現象十分嚴重，內憂外患，王安石受命於危難之間，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於使用青苗法、平準法等一系列激進措施，觸及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引得朝臣一衆截然反對。
司馬光也氣得告老還鄉，諫官們更是網羅衆多罪名，他們以慢上無禮、好名欲進、朋奸附下等彈劾王安石，王安石則予以反擊，依靠神宗一時支持，更換了大批反對變法的官員。
諫官們也受到打擊。變法到了後期，由於弊端日益顯現，加上諫官們的日益指責，神宗纔不得不罷黜王安石。總之，在皇帝與大臣之間，諫官們除非鬧個魚死網破，不然難有好結果。
(二)平衡點不好找讓諫官們也爲難
在皇帝和大臣面前，諫官可是兩邊不討好、四面都樹敵。說到皇帝與大臣的關係，那可是十分微妙了。皇帝無時無刻不在猜忌大臣，大臣也無時無刻不在私底下猜忌皇帝，在皇帝面前可以說大臣不是，在大臣面前可以說皇帝不好的，恐怕只有諫官了。
不過，諫官面對的是皇帝，只要皇帝答應，一切都沒問題了。中國是人治社會，皇帝的一舉一動都決定朝局走向，宋代君主專制的加強，使得大臣的地位、權力一日不如一日。
所以諫官最後還是站在皇帝一邊，只要拿出敢於“死磕”的勇氣就足夠了。不過皇帝也不能一個人治天下，離不開大臣的輔佐，大臣也不能多得罪，因此諫官無論多“死磕”，皇帝也往往選擇格外開恩，以示皇恩浩蕩，讓羣臣感激。
四、職責所在，雖死無憾
(一)皇帝欽命，職責所在
諫官的職責就是負責監視皇帝和百官，說衆人的不是的，這是個得罪人的活。不過，爲了社稷安危，宋代統治者在開國之初就注意到了諫官的作用，宋真宗時專門從“三省”中的門下省分離出諫院，同時諫官由皇帝欽點，直接對皇帝負責，在職權上也由之前單純糾察皇帝過失變成了“上諫君主，下彈大臣”。
(二)有錯必糾，誓不罷休
趙抃(1008-1084年)曾經是仁宗、英宗和神宗時期的三朝元老，擔任過主管糾察的殿中侍御史和諫議大夫，宋史稱他“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
當時的宰相陳執中已經當了八年的宰相，沒有什麼過錯，不過他的小妾張氏卻不知什麼原因將奴婢迎兒杖殺，這件事情使得當時小小的七品殿中侍御史趙抃開始對陳執中發難了，他認爲陳執中“矢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公開進行彈劾。
面對趙抃發難，陳執中置之不理，仁宗也企圖想要庇護宰相，趙抃於是羅列了八條罪狀寫入《乞罷免陳執中》奏章中，請求“正執中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並且長跪不起，最終迫使仁宗答應罷免陳執中。回想看，如果不是一種責任感繫於心中，小小的侍御史趙抃敢去搬動位極人臣的宰輔?
結語
宋朝中前期，由於統治者較爲開明，名臣輩出，諫官制度發揮了溝通上下、滌盪弊政的積極作用。不過由於中國自古就是人治社會，存在制度與人事的衝突，實施這一制度的主體是人，人的行動有很大的主觀性，因此一項制度發揮的好與不好，在中國很大程度全在乎人事。
宋朝後期，諫官制度發生異化，諫官越來越倒向政治上的黨同伐異，把政見與己不同的官員視爲政敵，進行人身污衊，網羅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借諫官制度人爲製造諸多矛盾，使得許多官員“不敢妄爲”甚至於“不敢作爲”了。
歷史學家錢穆曾說：“到後來，諫官鋒芒太兇了，鬧得太意氣了，太無聊了，社會及政府中人，都討厭諫垣，不加重視，不予理會，於是諫官失勢，然而權相姦臣又從此出頭了”。
因此，諫官勸諫並不可怕，奇葩的方式也不可怕，怕的是無理取鬧，怕的是互相傾軋，到了北宋末和南宋，雖然也有少數正直不阿、秉公履職的諫臣，但大多數已經被權相姦臣所控制。
宋徽宗時期，蔡京專權，經常“假借御筆”左右諫官，南宋時，秦檜專權，選任自己的爪牙爲諫官迫害正直的大臣，逐漸背離了真宗初設諫院的本意，直至走向了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