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唐朝和宋朝，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新科學事實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爲反對者都被說服了，而是因爲反對者最終都死了”。
套用這句話，同樣可以解釋唐朝和宋朝爲什麼時很近卻境已遷。即：
宋朝的社會風貌之所以迥然不同於唐朝，不是因爲唐朝人集體轉性了，而是因爲他們都死了。
這種死，不是生物上的死而是歷史上的死。諸如人事、制度、文化模因以及主旋律，全都死了，只能全都變了。
那麼，宋朝的諸般種種，是從天而降的嗎?
不是。它也是孕育於歷史。
本來政治應該分爲兩方面來講：一講“人事”，一講“制度”。
唐宋之變，首先是制度和人事之變。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重點關注的是制度。其認爲宋朝的制度“一切因循承襲”，所以只能說變動而不能說建立。
那麼，宋朝的人事呢?
所謂人事，簡單理解就是哪撥人上臺了、哪撥人下課了。這是從政治上看。而從歷史上看，則是哪撥人主動引領了時代而哪撥人被時代所引領。
在這個問題上，唐宋之變，則相當於一場秦漢之變或周秦之變。
秦漢以前，是貴族引領時代。即便是遊士，也多以沒落的貴族子弟爲主。而漢朝呢?徹底的平民政治，簡單說就是貴族下課了、平民上臺了。而唐宋之變，也是如此。
在唐朝，引領時代的是豪族。在宋朝，引領時代的是平民。或者說，是平民中的翹楚，即士大夫精英。
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這種場景，只能出現在平民時代的宋朝。
唐朝就沒有“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嗎?
當然也有，但與豪族精英相比，平民精英可以忽略不計。
這是唐宋的人事之變。人事之變，不可能不反應到制度上。
制度由人創立，亦由人改訂，亦屬人事，而比較穩定，也可以規定人事，限制人事。
所以，宋朝的制度，一定要規定和限制這種人事。否則，平民士大夫精英不可能一直在前臺弄潮。
這種制度，在覈心層面的安排是：宰相之權被肢解、皇帝之權被強化。
如果認爲皇權家天下，那麼皇權強化肯定不好。前期，宋真宗封禪泰山，搞國家級形象工程;末期，宋徽宗興花石綱，搞帝王級享樂工程。這就是絕對的權力帶來了絕對的腐敗。
但如果認爲皇權是公共權力的表現形式，那麼宋朝則有可圈可點之處。
南北朝期間，南朝之所以落敗於北朝，除了實力無法匹敵，還因爲南朝的皇權發揮不了公共權力應該發揮的作用。
相比於唐朝，宋朝的公權力更爲強勢。士大夫官僚集團，就無法抗衡代表公共權力的皇權。所以，皇帝不需要引入宦官、胡人等外部勢力。
唐朝的政治是豪族士大夫的政治。但皇帝不滿意，要麼拉攏胡人將軍、要麼拉攏宦官集團。但是，到了最後，皇權竟被胡人將軍和宦官集團反噬了。
宋朝的武將不能造反，宋朝的宦官也不成氣候。這都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在這種格局下，宋朝的君臣關係，可以非常融洽。這一點，很重要。
君臣之間關係緊張，只是表象。實質則是：代表國家權力的皇帝與代表政府權力的官僚，在尖銳鬥爭。這種鬥爭的傷害性極大。
在明朝，皇帝、太監以及大臣之間，一直在鬥地主，地主是大臣而不是皇帝。在唐朝，則是皇帝、大臣(兩京閥閱們)以及宦官在鬥地主，地主是太監而不是皇帝。
而制度上的安排，就是從上到下建立流官制度。簡單說，除了皇帝能世襲，官僚集團不能世襲。
唐朝的大臣能世襲嗎?不能世襲，卻是一種階層固化的變相世襲。後期的藩鎮節度使就不說了。只看一個數據：
在唐朝擔任過朝廷要職的大家子弟的墓葬，98.5%出自洛陽、長安以及兩京走廊。而在長安墓誌中，宣稱自己是宰相之後的高達20%。
這些數據，足以說明兩京閥閱基本控制了大唐帝國的頂級權力。而這就相當於世襲了。宋朝也有世襲，也就是蔭庇制度，但總體上維持了一種流官制度。實現的手段，就是低頭走流程、認分不認人的科舉制。
人事，宋朝與唐朝完全不同。而規定和限制這種人事的制度，宋朝雖然大體承襲了唐朝，卻也實現了質變。其複雜、規範以及嚴格的程度，高出唐朝不止一個數量級。
人事和制度的不同，自然導致文化模因的不同。
文化模因，完全可以認爲是一套“如果……則……”以及“否則，如果……則……”的表達組合。
如果皇帝與官僚集團鬥爭，則皇帝引入胡人將軍或宦官勢力;
否則，如果皇帝與官僚集團和睦，則皇帝與官僚士大夫共治天下。
除了人事和制度，當然還有環境。
如果中央帝國能夠打遍整個地理視野，則帝國豪邁、雄風萬里;
否則，如果中央帝國不能打遍整個地理視野，則王朝婉約、精緻內斂。
文化模因是一個豐富的基因庫，這是先天的;而哪段基因能夠表達出來，則是後天的。宋朝和唐朝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模因，可以說完全不同。
大唐帝國衰敗於安史之亂;羸弱於藩鎮割據;滅亡於農民起義。帝國，先是與邊地的胡人將軍，矛盾不可調和;再是與地方的軍政力量，矛盾不可調和;最後與天下的大唐子民，矛盾不可調和。
唐朝，始終處理不好內部的關係，內部矛盾纔是大唐的主要矛盾。
而大宋呢?
因爲契丹和党項人的競爭存在，使得統治者必須對自己人好一點兒。你只有對自己人好了，才能團結住自己人，然後才能對外競爭。
這種競爭，首先是軍事上的競爭，看誰能打得過誰，但主要是文化和軟實力的競爭。王道樂土在哪裏?你只有證明在大宋，才能獲得競爭勝利。宋真宗封禪泰山、搞國家級形象工程，就是爲了競爭。
爲什麼說主要是文化和軟實力的競爭?
澶淵之盟後，中原和草原維持了一百餘年的和平。縱觀中國歷史，這都是罕見的。
即便是統一了草原和中原的大清，也沒少對草原輸出暴力。平定準噶爾之戰，從1688年打到1758年，從康熙打到他孫子乾隆，幹了70年。
所以，宋朝的競爭，主要聚焦於文化和軟實力上。文學風華，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這都沒問題。軟實力呢?不說概念，只看表象：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如果老百姓都跑到遼國和西夏了，這還玩什麼?所以，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可以說，宋朝是對老百姓最好的一個朝代。
宋朝的城市化率不僅高，而且城市居民具有高度自治權。中央派出的官吏，大體上只負責收稅和消防，至於民間秩序，能放權就放權。
宋朝人可以自由結社，而且各種社團極爲發達。尤其是南宋，各種“市”“行”“團”“社”等民間組織，數不勝數。你放在別的朝代試試?幾個人聚會飲酒，都能抓起來法辦。其他能允許的，或許只有宗族類的組織。
西漢是平民政府，卻發展出了豪族社會。魏晉南北朝，是士族的天下。隋唐，是豪族士大夫壟斷權力。等等這些，老百姓總要分出個三六九等，上等人與下等人的觀念，直接影響到現在。而宋朝呢?不分良民、賤民，一律稱齊民。啥意思?大家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歷史上還有一個朝代，也曾往這個方向努力。那就是秦朝，百姓一律稱黔首。你只有統一命名了，才能實現某種平等。符號與真實世界的關係，往往就是這麼微妙。
宋朝政府甚至竭盡全力地去操弄一套全民福利制度。孤兒有孤兒院，孤寡老人有養老院，這些錢都由政府和富戶來出。即便是現代政府，又有多少能夠做到這種程度?而背後表達出來的文化模因，就是先秦的王道政治，具體是孟子的主張。
一個王朝總要有一個主旋律。可能人家沒有，但後人一定要強加一個。因爲要理解、要認識，所以必須要冠名。
秦漢帝國的主旋律，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就是這麼霸氣。
隋唐帝國的主旋律，是“昭昭有唐，天俾萬國”，以及“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就是如此豪邁。
兩宋王朝的主旋律，是什麼?
靖康之恥、崖山之戰，總是打不過人家。這應該是吧?這是結果論，從結果看，北宋死了、南宋死了。但從結果看，秦漢也死了、隋唐也死了。
而就當時形勢來說，可能這一句最爲妥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現在來看，這句話顯得很迂腐。但是，對比一下呢?
相比“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個主旋律已經非常了不起。
北宋後期，大約有20萬人就讀於各地的州學和縣學，約有8萬學子定期參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甚至，到了南宋，功名已經不重要了。只要致力於學習、只要積極參加科舉，這樣的人也算躋身了精英圈。
歷代王朝滅亡，可以很悲慘，卻不一定很悲壯。大唐滅國，先是兩京閥閱被幹死、再是宦官勢力被屠戮，再是李唐宗室被滅門。這很悲慘，但不悲壯。而崖山戰後，宰相陸秀夫和小皇帝跳海殉國，隨後是十萬南宋軍民集體犧牲。這是悲壯。
唐亡悲慘、宋滅悲壯，原因是什麼呢?對自己的人的凝聚，宋朝要比唐朝做得好。
唐宋之間、恍如隔世，在表現上大體可以總結爲四點：
人事上，平民士大夫精英，取代豪族士大夫精英;制度上，皇帝和官僚集團的內部緊張關係，轉變成了一種共治的融洽關係;文化模因上，集中國力地武力拓土，轉變爲對自己人好一點兒的內部凝聚;主旋律上，文化建設提升了中原百姓的國家認同，形成了一種國族意識。
不同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環境的變化。
內部環境：安史之亂幹廢了地方豪族，黃巢起義幹廢了兩京閥閱，朱溫代唐順帶剷除了宦官勢力。
到底是那夥人上臺、那夥人下課，歷史已經做出了選擇。
豪族沒了。所以，連帶的人事、制度、文化模因以及主旋律，全都變了。
外部壞境：沙陀人崛起于山西、契丹人崛起於草原、党項人崛起於西北，中原難以成就隋唐雄風。
時勢變了。所以，那種打遍整個地理視野的一貫模式，也就全都變了。
舊時代的如彼種種，全都死了;新時代的如此種種，全要重建。唐宋雖然相隔很短，卻只能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