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清朝養廉銀，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養廉銀，爲清朝特有的官員之薪給制度。創建自1723年的該薪給制度，本意是想藉由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廉潔習性，並避免貪污情事發生，因此取名爲"養廉"。養廉銀的來源來自地方火耗或稅負，因此視各地富庶與否，養廉銀數額均有不同。一般來說，養廉銀通常爲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爲155兩，養廉銀則達一萬兩。而臺灣總兵年俸67兩，軍事加給144兩，而養廉銀則爲1500兩。
養廉銀爲中國清朝特有的官員之俸祿制度。創建自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的該薪給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廉潔習性，並避免貪污情事發生，因此取名爲"養廉"。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後，清政府將所有稅收(包括酒醋稅等地方稅)改歸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財政困難，看似高薪養廉，實際上將地方行政費用歸於地方首長所有，導致清朝地方貪腐情況爲史上之最。
清初文官的俸祿標準是依據萬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縣"每月支俸3兩，一家一日粗食安飽兼餵馬匹，須銀五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實際上《大明會典》載正七品:歲該俸九十石。內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三十五石。折絹俸七石。共該銀二十六兩九錢五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八石。該銀五錢四分。折鈔俸一十八石。該本色鈔三百六十貫;合計一年約領大米1,105公斤、27兩五錢白銀及寶鈔360貫，足夠12口人一年的開銷，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婦、誥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並不包含在官員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開銷也不需要地方官員負責，再加上七品優免田賦80畝，免丁徭8人，又再加上稍爲大一點官多半有兼俸(比如夏原吉領戶部尚書、太子少傅、少保三俸，王守仁領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婦的俸給，各邊鎮守各官尚有1~20頃的養廉田，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被內務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訛詐)，明代官員真實的薪俸比目前所認知的要來的高;所以清初延續的並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關外那套類分贓制的封建制度，且很多官員在雍正前根本無薪水可領，又白銀購買力越來越低，所以必須從百姓身上剝削)。 因此在康熙末年幾乎是無官不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對官員貪污。雍正元年(1723年)特設養廉銀，"因官吏貪贓，時有所聞，特設此名，欲其顧名思義，勉爲廉吏也"， "知大臣祿薄不足用，固定中外養廉銀兩，歲時賞上方珍物無算"。 養廉銀的來源來自地方火耗或稅負， 因此視各地富庶與否，養廉銀數額均有不同。
一般來說，養廉銀通常爲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緒《清全典事例》記載:總督爲13,000至20,000兩，巡撫爲10,000至15,000兩，布政使爲5,000至9,000兩，按察使爲3,000至8,444兩。例如，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爲155兩銀，養廉銀則達10,000兩銀。而臺灣總兵年俸67兩銀，軍事加給144兩銀，而養廉銀則爲1,500兩銀，"都司全年俸薪、馬乾、養廉銀四百四十九兩，千總俸薪、馬乾、養廉銀一百九十二兩，外委養廉銀三十六兩，增設各兵加餉銀九百五十二兩耳，凡共需銀四千六百餘兩。"。
養廉銀並沒有完全解決官員的生計問題，一般的京官並未有足夠的銀錢收入，所依賴的是地方官的冰敬與炭敬，李慈銘在日記中稱:"京官貧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論年世鄉誼，曲計攀援。" 曾國藩擔任翰林院檢討後，家書提到:"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
另一方面養廉銀又助養官員的豪奢，張集馨從道員升任按察使後進京覲見的花費是:"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餘兩" 《清朝文獻通考》批評:"入愈豐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縱倍給薪津，歲增經費，何補若人之揮霍，空益小民之負擔"，這是因爲"廩入既厚，縱侈隨之，酬應則踵事增華，服用則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財政困難，俸銀、養廉銀常常停支，官員"藉口於養廉不足，肆行侵漁"。
雖然養廉銀改善了官員的生活，使得清初的吏治有所改善。但是，貪婪是由心而生的，專治官僚制度也不會因養廉銀而從根本上改變官員的腐敗。
有時候，皇帝還利用養廉銀製度，懲罰犯錯的官員。
養廉銀的發放並不能必然帶來官員的廉潔，只有厚祿而沒有相應的執行監管制度，“廉潔奉公”只能是一句空話。清朝的養廉銀製度，只有依附帝王的統治意志才能發揮功效，在雍正帝的嚴格執行和監管下是名副其實的。但從乾隆後期開始，由於制度的鬆弛以及經費的緊張，養廉銀名不符實，最終只能伴隨着清朝的衰弱而功能弱化。
這就給人一個印象，個別養廉銀拿得最多的大官，往往更是貪得無厭。乾、嘉以後，賣官鬻爵、貪污受賄現象變本加厲，日益嚴重，終至不可收拾之勢。
雍正當年希望通過養廉銀製度的推行，培養官員們廉潔作風的初衷成爲泡影，徹底失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