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由於王朝更替，江山易幟，導致連年戰亂，餓殍遍野，曹操筆下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並非文學虛構。改朝換代如此，同室操戈亦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難，也曾演出過一幕“青磷白骨，怵驚心目”的歷史悲劇。
網絡配圖
前不久，筆者翻閱一本詠史詩集，在“楚漢風雲”一節，對項羽不乏彈讚歎惋者，甚至虞姬和烏騅馬也成了詠歎對象，涉及民衆的文字卻寥若晨星，只有韓愈與張可久的一詩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項羽、劉邦步陳勝、吳廣後塵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後，本應與民休養生息。然因各路豪強爭權奪利，致使“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賣花聲?懷古》)。楚漢相持，勝負未決，青壯年厭倦了軍旅，老弱者疲睏於“支前”。項羽對劉邦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天下連年戰亂，只因我們二人而起。倒不如一決雌雄，以免連累蒼生。項羽的建議遭到了劉邦的拒絕：“吾寧鬥智，不能鬥力。”(《史記項羽本紀》)這就是著名的“廣武澗對話”。且不論項羽是亂世梟雄還是起義首領，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爲念，實乃難能可貴。他的這種意識並非曇花一現，在烏江之戰中，項羽本可以乘船過江，擺脫困境，甚至“捲土重來未可知”。然而，他卻毅然選擇了自刎。項羽是否“以一人獨生爲恥，以天下蒼生爲念”尚待討論，但他畢竟沒有采納烏江亭長在江東建立根據地的建議，從而沒有釀成“真成一擲賭乾坤”(韓愈《過鴻溝》)的慘局，這正是他的悲壯之處。
項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他將人民生計置於王權爭奪之上的思想，沒有機會實踐。其實，在古聖先賢那裏，這一思想的淵源要久遠得多。在《莊子?讓王》中有一段記載，更能說明問題。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進攻。納捐進貢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佔有邠地。亶父說：“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於是拿起馬鞭離開邠地。民衆成羣結隊跟隨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國家。
網絡配圖
這段故事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麼不同呢)。這點比較好理解，古代中國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歷史舞臺上的走馬燈，誠如元人張養浩所說“唐家才起隋家敗，世態有如雲變改”(《山坡羊?咸陽懷古》)，“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山坡羊?驪山懷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劉李趙朱;皇城旗幡的標誌也可能是蠻夷羌狄，百姓的命運卻沒有什麼區別。
如此說來，亶父老先生所謂的“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並沒有錯。因此，他纔會勸百姓“子皆勉居矣”(你們都和狄人湊合着居住吧)。在封建皇權時代，“爲吾臣”還是“爲狄人臣”，“臣民”是無權選擇的。爲擺脫這種無論“興亡”只能“百姓苦”的歷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自己選擇社會的管理者。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條康莊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不要因爲養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養活的人民)。這一點的思想價值則更爲先進。土地是人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衆，皇位與政權只是“王權”的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賦稅)供養的上層建築，更不應爲了“王權”的延續而傷害民衆利益。當時還沒有“人權”這樣的現代概念，莊子只是稱亶父爲“能尊生者”(能夠尊重生命的人)。
網絡配圖
亶父的“能尊生”與項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着眼點同樣顧及了民衆的生命與生計。在封建帝王的觀念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統治者養活的，這個邏輯顯然是顛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來，當“王權”危及“人權”時，“王權”應當讓位於“人權”，而不是爲了“王權”而犧牲“人權”。這說明，在亶父的潛意識裏，“人權”是高於“王權”的。
今天，多數國家的“王權”早已被取代，“人權”高於“王權”自然十分正常。然而，這樣的道理，說來容易，貫徹實難。2011年發生在北非、中東的事件一再說明，一些統治者爲了延續已經執掌了幾十年的朝政，不惜將全國民衆置於血泊之中;東亞一些封建寡頭爲了延續家族的血胤，竟將民衆挾爲人質。在他們的眼裏，“人權”仍然是“王權”俎上的魚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國共重慶談判時，追求民主政治與和平建國，成爲當時民衆的強烈呼聲。黃齊生先生作詞曰：“民主如船，民權似水，水漲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這一背景。詞的尾句正是：“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馬來朝。”可見，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實行民主政治，纔會受到民衆的擁護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