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火爆熒屏的諜戰大劇《風箏(電視劇)》，主線就是代號“風箏”的鄭耀先奉命打入軍統，隱蔽身份潛伏數十年，爲黨的祕密戰線奮鬥了一輩子。觀衆最感興趣的就是歷史上到底有沒有“風箏”的原型?
完全對得上號的沒有，但相似經歷的倒還真有。
程一鳴，1907年出生，廣東中山人。1924年到上海打工，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作爲工人骨幹參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也就是在這段時期，他認識了工人武裝起義的領導人周恩來、趙世炎、顧順章。
“四·一二”政變後，程一鳴遭到國民黨的追捕，因此1927年8月黨組織將他送到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也叫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同學中就有鄧小平、楊尚昆、蔣經國等人。據說，程一鳴在蘇聯期間還曾接受過克格勃的特別培訓。1930年，秋程一鳴從蘇聯回國，任中共上海五金機器工會黨委書記。
改變程一鳴命運的是1931年4月中共“特科”領導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因此在白區的地下黨組織以及“特科”都遭到很大破壞，特別是由“特科”部署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人員也全部暴露，有的被迫撤離有的被捕遇害，地下黨苦心經營多年的情報網都被清除。因此當時領導地下工作和對敵情報的周恩來迫切需要重建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網。
於是就在顧順章叛變一個月後的1931年5月，程一鳴和原來的黨組織失去了一切聯繫，從後來的情況來看，這顯然就是程一鳴接受周恩來的祕密指令，開始轉而成爲滲透打入國民黨內部的臥底——《風箏》劇中，鄭耀先也是在1932年受中央蘇區保衛局的祕密指派打入軍統，非常吻合——毫無疑問，程一鳴就是周恩來親自安排親自放出的“風箏”。
半年後，程一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吳景中就來拉他改換門庭，投奔國民黨。吳景中早年也是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後投入國民黨陣營，此時加入了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抗戰勝利後任軍統天津站站長——沒錯，就是另一部諜戰劇《潛伏》裏吳站長吳敬中的原型。大革命時期到蘇聯學習在國共決裂後脫離共產黨，投靠國民黨的並不在少數，所以程一鳴的經歷並不會太受懷疑。不久，表示願意加入國民黨的程一鳴就受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幹事張衝(中統重要的骨幹成員)的約談，還領到了自新證，這就算是完全“洗白”了。
程一鳴隨後又通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鄧文儀(黃埔軍校一期，時任蔣介石的侍從祕書)的舉薦，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科軍事股少校股員，這個南昌行營調查科就是國民黨的情報單位，科長就是鄧文儀，不久就被併入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程一鳴由此進入了軍統系統，先後擔任過軍統華南股和華東股的股長。抗戰全面爆發後程一鳴奉戴笠的命令潛入上海，擔任復興社上海區書記，負責對日情報和鋤奸工作。
1938年9月，復興社特務處擴編爲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這就是鼎鼎有名的軍統。不久爲了培訓特工人員以適應擴編後的需要，軍統在湖南臨澧開辦特訓班，臨澧特訓班被譽爲軍統的“黃埔軍校”，是軍統規模和影響都最大的特訓班，爲軍統培養了大批骨幹。臨澧特訓班由戴笠兼任主任，餘樂醒、喬家才任副主任，程一鳴擔任上校教官。後來程一鳴還擔任過多個軍統特訓班的教官或總教官，因此在軍統內部積蓄了衆多的人脈資源。
1939年11月，程一鳴被關進了軍統的貴州息烽監獄，後來又轉到重慶白公館繼續關押，直到1940年4月才被釋放。程一鳴這次被關押的原因極有可能是被懷疑中共的臥底而受到軍統內部審查——《風箏》劇中，鄭耀先也受到軍統的懷疑和審查——最終他順利通過審查，因此獲釋後更加受到戴笠的重用，隨即擔任蘭州特訓班的主任教官，不久又升任軍統西北區區長兼第八戰區司令部督查室少將主任，軍統人員的軍銜都比較低，少將就是高層了，連戴笠也不過是中將局長。
1945年7月調任軍統最重要的部門行動處少將處長，抗戰勝利調任軍統上海辦事處副處長兼行動組長，公開身份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少將處長。軍統上海辦事處處長是由戴笠親自兼任，是軍統負責接收上海的責任單位，權勢極盛。程一鳴擔任這個職務，說明他極受戴笠的信任和器重。
1946年3月，戴笠因座機墜毀而喪生，由鄭介民繼任軍統局長。程一鳴和鄭介民是廣東同鄉，又是留蘇同學，絕對是鄭介民廣東幫的親信，完全可能憑藉鄭介民的關係在軍統更上一層樓。但隨着軍統內部的權力傾軋，鄭介民的局長寶座不久就被戴笠同鄉毛人鳳搶去，程一鳴也隨之被排擠出軍統的核心中樞，調任交通部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長，1948年程一鳴乾脆辭職到了香港(專題)——《風箏》劇中，鄭耀先面對軍統中統的聯合排擠也是三十六計走爲上。
戴笠死後接任軍統局長的鄭介民和程一鳴關係密切
進入1949年，面對國民黨在戰場上的一敗塗地，蔣介石對由軍統局改組的保密局以及毛人鳳的工作很是不滿，就在1949年1月把程一鳴召到奉化溪口，要他負責對保密局進行全面整頓。但程一鳴深知毛人鳳在保密局內部的勢力盤根錯節，自己很難插手，所以並沒有接受蔣介石的這一安排，而是又回到了香港。
1949年3月，薛嶽出任廣東省主席，程一鳴受薛嶽的邀請出山擔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視導室主任;8月，改任廣州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前夕，程一鳴逃到香港。1951年11月，鄭介民擔任臺灣(專題)“國防部”次長兼大陸工作處處長，再度啓用程一鳴爲大陸工作處領導下的反共救國軍第十六路司令。1953年，“國防部”大陸工作處撤銷，鄭介民調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組主任，專門負責對大陸的情報和派遣特務，程一鳴調任“中二組”澳門派遣組組長。1955年3月，保密局改爲情報局後，程一鳴又擔任情報局澳門站少將站長。
在這段時間裏，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萬隆會議，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祕密取道緬甸仰光飛赴雅加達;而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專機起飛5小時後在空中爆炸，機上11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全部遇難。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中方向香港提供了臺灣情報局特務相關的詳細線索，導致情報局在香港的情報網受到沉重打擊。1963年臺灣情報局計劃在劉少奇訪問柬埔寨時實施暗殺，結果也被中方全面掌握而徹底失敗。
一般都認爲在這兩件事情上，作爲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的程一鳴肯定是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因爲如此，他也受到了國民黨方面的懷疑，這也是他在1963年12月起義迴歸大陸的重要原因。
1963年12月13日，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程一鳴攜帶電臺一部、密碼一批、文件一批、無聲手槍五支、各式手槍四支、子彈二百一十四發、手榴彈四個、鐘錶式定時引信七個、電器鐘錶引信十三個、磁性水雷一個、炸藥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殺用的毒針兩支從澳門來到廣州。雖然程一鳴此舉被宣佈爲“起義”，他之後也一直享受起義將領的待遇，但確切說應該是“歸隊”。因爲後來周恩來在接見他時就曾批評他在廣州解放前夕，沒能設法阻止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活動，尤其是對廣州海珠大橋的破壞。
這樣的批評對於一個起義將領來說，顯然不太合適，但對於一個歸隊的“風箏”就太正常不過了。
程一鳴(右)回大陸後和廣東省公安廳主管情報的副廳長郭曼果(左)
當然程一鳴“歸隊”後的待遇要比《風箏》裏的鄭耀先要好多了，他先後擔任了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職，並當選爲廣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和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7月由公安部下轄的羣衆出版社出版《程一鳴回憶錄》，但因爲內容特殊和敏感而只能“內部發行”。1986年6月去世，他的追悼會是由廣東省政協和廣東省國家安全廳聯合舉辦，由政協主辦合情合理，而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也一起參與，從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了。
《風箏》劇中，即使到了解放後，爲了抓捕敵特，鄭耀先還是依然繼續潛伏。現實中這樣的情況也真的有。
閻又文，1914年出生，山西榮河縣(今萬榮縣)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在大學期間他參加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張友漁等主持的進步團體“中外語文學會”。1938年，在晉綏軍傅作義部隊的中共地下黨員潘紀文將閻又文祕密發展爲中共地下黨員。1939年，閻又文到延安，進入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開辦的延安七裏鋪情報偵察幹部訓練班第二期學習，七裏鋪訓練班實際上是中央情報保衛部門創辦的特殊訓練班，主要培養打入敵方內部的臥底人員，前後開辦了七期，爲中共培養了大批情報偵察幹部，被譽爲中共情報系統的“黃埔軍校”。1939年11月從七裏鋪訓練班結業後，閻又文被中共西北局社會部安排到國民黨西北軍閥馬鴻逵部隊，不久又轉到晉綏軍傅作義部。閻又文與傅作義是山西榮河同鄉，加上他文采過人，寫出的文章讓傅作義很滿意，由此逐漸得到傅作義的信任，在傅作義身邊擔任文書、祕書。
當時，正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傅作義和中共關係比較融洽，他請求中共派出政工人員幫助自己部隊建立政工組織和制度，還仿效八路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了《十項紀律》，因此傅作義的部隊被國民黨方面認爲已經嚴重赤化，稱爲“七路半”。
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蔣介石嚴令傅作義部隊進行清黨，傅作義只能將中共人員“禮送出境”。當時閻又文的黨員身份並沒有暴露，所以他還留在傅作義部隊，但因爲事出緊急，黨組織來不及做出安排，以至於閻又文就此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閻又文
儘管黨組織失去了和閻又文的聯繫，但始終堅信閻又文是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也在積極設法恢復和他的聯繫。1945年8月，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幹部王玉受黨組織委派，前往傅作義部隊尋找並和閻又文重新建立聯繫。
此時閻又文已經是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上校副主任併兼任十二戰區機關報《奮鬥日報》社長，同時又是傅作義的機要祕書，深得傅作義的賞識和信任。時隔六年，到底會有什麼變數，而且又沒有任何接頭的暗語，重建關係，絕對是非常困難和危險。
1946年初，王玉千方百計終於在包頭找到了閻又文，兩人見面後，王玉就連問了三個問題：“你叫閻又文嗎?你是山西榮河人嗎?你是山西大學畢業的嗎?” 閻又文先是疑惑不解，但馬上就點頭稱是，王玉隨即開門見山：“閻又文同志，我是從延安來的，黨組織派我來找你。”
閻又文馬上就激動地握住王玉的手說：“我一直在盼着這一天啊!”——在當年殘酷的地下鬥爭中，這樣的接頭方式，絕對是不允許的，但在特殊情況下也只能採取這樣的特殊方式了。《風箏》劇中，鄭耀先因爲上線陸漢卿犧牲，和組織失去了聯繫，他得到國民黨破壞山城的情報後，只能將已經暴露身份的地下黨員“堅冰”營救出來，把情報交給“堅冰”，讓他帶給組織。這和王玉和閻又文的接頭，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重新接上關係後，由於閻又文在傅作義部隊的地位相當重要，因此黨組織要求閻又文只要瞭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戰略性的政治軍事情報，瞭解和掌握傅作義和蔣介石的關係，“別的情報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風險。同時王玉只負責和閻又文的絕密單線聯繫，不允許和任何其他地方組織或個人發生橫向關係。考慮到閻又文情報線的價值極爲重要，所以只有邊區保安處和中央社會部的少數幾位高層領導知情。
後來閻又文的關係轉到中央社會部，知道閻又文臥底身份的除了上線聯繫人王玉之外，就只有中央社會部主管情報工作的第一室主任羅青長、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和最高層的周恩來、毛澤東!
後來閻又文升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少將新聞處處長兼政工處副處長，在解放戰爭尤其是平津戰役中，爭取傅作義北平和平起義發揮了巨大作用。到了解放後，閻又文依然沒有公開中共黨員的身份，繼續以“國民黨起義將領”的身份隨傅作義在農業部工作，擔任傅作義的辦公室主任。
1958年還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再一次公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次既不是重新入黨，也不是公開過去已有的黨齡，而是以新黨員的身份入黨。這一切，就是對家人也是保密的，以至他的子女長期都以爲自己是統戰對象的後人。
1949年北平和平起義後，閻又文(右一)陪同傅作義(右三)到西柏坡，左三爲周恩來
1962年，閻又文因病去世，年僅48歲。在農業部對他的悼詞中，仍然沒有披露他作爲中共地下情報人員的歷史。
他墓碑上的碑文是這樣的：“閻又文同志，山西省萬榮縣人，生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糧油生產局局長，中國共產黨黨員……閻又文同志，過去曾爲革命做過許多工作……”——既然是共產黨員，卻沒有寫明參加革命時間和入黨時間，對於新中國成立前的經歷只有一句語焉不詳的“過去曾爲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由於閻又文的祕密身份始終沒有曝光，他的妻子和六個子女入黨、提幹時的政審都會因爲閻又文曾經是“反動軍官”的原因而受影響。而且政審的結論一般不會向當事人透露，所以閻家人也不瞭解內情。直到閻又文最小的兒子在部隊申請入黨，部隊多次向農業部發函外調政審，得到的回答都是“閻又文同志歷史問題不清楚”。
閻家子女這才找到統戰部，但在統戰部國民黨起義將領的檔案裏也查不到閻又文的任何信息——閻又文的身份就此成了一個無人知曉的謎團。
直到1993年北京市公安系統舉辦老同志春節聯誼會，王玉偶然遇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老同事、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劉光人，劉光人曾是閻又文二女兒的領導，而且他解放前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公開身份是《平明日報》的記者，閻又文是華北“剿總”新聞處處長，兩人在工作上有過不少接觸，當然兩人是不可能知道彼此的真實身份。
王玉和劉光人在閒談中談到了閻又文後人，王玉一下子激動起來，先是長嘆一聲，然後說：“已經40多年了，閻又文應該可以解密(電視劇)了。你一定要幫我聯繫到閻又文的子女。”
這樣，閻又文的家人才終於知道了閻又文的真實情況，也終於理解了閻又文在1956年寫下的一首詩：“獨懷凌雲志不凡，幹高枝大拔羣巔。陽春三月花似錦，英雄樹下贊木棉。”裏蘊含的深意。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撰寫的《丹心一片照後人——懷念戰友閻又文同志》，第一次將閻又文的歷史功績公諸於衆。
很多人知道當年地下鬥爭有個“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十六字方針，但是對於隱蔽在敵人心臟裏的臥底，周恩來還專門有過另外的十六字方針——“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風箏》裏的鄭耀先是這樣，現實中的程一鳴、閻又文也是如此，他們不懼艱難險惡，不計個人榮辱，爲了信仰和理想，真正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