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國演義》，似乎總是繞不開三。一開篇就是“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接着就有了三英戰呂布，三讓徐州，土山約三事，三顧茅廬，定三分隆中決策，荊州城公子三求計，三氣周瑜，最後一直到三分歸一。本文要說的是三顧茅廬。
在這所有的三字故事裏，三顧茅廬無疑佔據着特殊的位置。從全書來講，三顧茅廬是轉折點，是亂世羣雄逐鹿趨向三國鼎立的路向標。按照以往的主流認識，三顧茅廬這一歷史事件，主要在劉備與諸葛亮個人之間展現其歷史語意，無論是劉備的思賢若渴，還是諸葛亮的得遇明主，都不出傳統的聖君賢相的理想範疇。但如果回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跳出《三國演義》的語境，再看諸葛亮的出山，我們就會發現，所謂“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的背後，隱藏着的其實是整個荊襄士人集團的長期暗潮涌動，和同一地區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而這暗潮的起處，便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與地方勢力的崛起
縱觀整個東漢，可以說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權，不斷博弈的一個過程，這個博弈得以展開的基本平臺就是以皇權爲核心的傳統宮廷政治。在這個皇權視野下，外戚也好，宦官也好，本來都只不過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但是，人畢竟不是棋子，哪怕是作爲殘缺人而存在的宦官，也還是人。所以當這些有生命的“棋子”開始逆向奪權的時候，皇帝就開始成爲一個新的棋子。於是，東漢的政權主導力量，遂在皇帝、外戚與宦官三者之間不斷遊走，而無論是哪一派，都不喜歡那些以儒家倫常爲操守的士人集團。因爲儒家強調君輕民貴，主張做臣子的要敢於堅持原則，甚至不惜直接對抗皇權，不僅可以“諫”，而且可以“怨”。故而早在西漢時期，漢宣帝就已明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東漢將亡之際，何太后還沒忘記宦官統領禁省是“漢家故事”，並表示不願“與士人對共事”。這些，都是統治階層的真心話大流露。
所以三派之間雖然互有鬥爭，互有勾結，但核心理念則在於都不希望讓國政大權旁落到士人手中。只是偶然有個別外戚會因爲具體的政治需要而借重一下士人的力量，如王莽的篡漢和竇武的對抗宦官。但不幸的是後者對抗失敗，反被宦官所殺，相應的，那些反抗宦官亂政的士人，無論是否與竇武有牽連，都遭到了慘烈無比的殺戮與株連。首都的太學生們首當其衝，遭遇到殘酷迫害。面對這一冷酷的政治現實，士人集團開始逐漸淡出中央政治舞臺，轉而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家族式勢力範圍，並通過地方文教事業，逐漸又產生出新的後繼力量。而荊襄地區的士族力量又尤其強大。
史載，襄陽至宜城幾十裏間，“有卿、刺史二千石數十家，朱軒華蓋，甲第掩映”，時人稱爲“冠蓋裏”。當時襄陽的地方豪強有七家，分別是龐、黃、蔡、蒯、馬、習、楊。如龐德公、龐統、龐林、龐山民、黃承彥、蔡瑁、蒯越、蒯良、蒯祺、馬良、馬謖、習禎、習珍、楊慮、楊儀、楊顒，均是各自家族中的優秀人才。這些人物，在三國中基本上都是作爲個體賢才出現的，事實上則各有家族背景。而且他們相互之間也都有盤根錯節的關係，並且多有聯姻關係，這一點在後文中還會提到。(參閱晉習鑿齒《襄陽耆舊記》)
這些大族固然對於荊襄地區有很大影響力，具體到董卓之亂的時代，更直接的影響荊襄地區的則是一些公然搞武裝割據的地方豪強。當時“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這些軍事力量不僅與中央政權和鄰近的地方政權對抗，而且也逐漸觸動了主張文治路線的地方士族的生存安全與家族利益。
就在這樣一個微妙的時刻，作爲皇室宗親兼平反名士雙重身份的劉表來到了荊州。
劉表的荊州平定
可想而知，地方豪強根本就不理睬這個單騎赴任的刺史，士族集團對之也持觀望態度。
劉表爲打開局面，開始親近七大家族中的蔡、蒯兩家，並親自拜訪蔡、蒯兩家的主要人物蒯良、蒯越與蔡瑁，向其問計。
面對劉表的問計，蒯良與蒯越兄弟二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蒯良認爲：“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
蒯越卻認爲：“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參見晉司馬彪《戰略》)
猛一看，蒯良的觀點非常迂腐。因爲劉表已經挑明瞭他的擔憂：內有割據豪強，外有袁術這樣的大敵，荊州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一句話，他需要的是救急藥方。但蒯良卻要劉表去搞文治，興學校。豈非不識時務?
實際上大不其然。這也是一個試探與相互試探的過程，蒯良要看一看劉表是不是能夠接受士族的價值取向。而蒯越則似乎對劉表較有信心，所以直接開出了藥方。
而劉表的回答則更耐人尋味：“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
子柔是蒯良的字，異度是蒯越的字。那麼，雍季和臼犯又是誰呢?
這兩位都是晉文公的重臣。其中臼犯就是晉文公的舅舅狐偃，因其字子犯，所以又被稱爲舅犯，又寫作臼犯。當年城濮之戰前夕，晉國的戰略規劃從外交到軍事，全部出自狐偃之手，核心思想就是一個兵不厭詐的“詐”字。晉文公聽取了狐偃的建議後又向雍季徵詢意見。雍季認爲：“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雖然晉文公沒有采納雍季的建議，但在他依靠狐偃的規劃取得城濮之戰的勝利後，卻將最大的封賞給了雍季。他的理由是：“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後來孔子讀史於此，也不由感慨：“臨戰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明白了這個歷史典故，劉表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他願意在理念和長遠規劃上接受蒯良的路線，而在近期策略上採取蒯越的指導。一個政治聯盟就此形成。
在蔡、蒯兩家的支持下，劉表先是令蒯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又對剩下的割據勢力——盤踞在襄陽的江夏賊張虎、陳生進行了招降，負責這一工作的又是蒯越，他與另一名士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靠着這種詐謀與奇襲結合的手段，劉表迅速平定了荊州。在此後的五年中，劉表依據蒯良的文治路線發展荊州，興建學校，招攬名士，劉表自己也親自參加射禮，“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凱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三百有餘人”。(荊州文學記)
另一方面，自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先是黃巾之亂，接着是董卓之亂，中央勢力急劇衰微，軍閥混戰的局面漸次形成，尤其是河北、山東、河南、陝西一帶，淪爲最慘烈的戰場。當地的一些士人羣體開始紛紛向戰亂相對較少的地區遷移。荊襄地區因其便利的水陸交通，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而成爲很多中原士人播遷的首選樂土。使得荊襄地區逐漸成爲一個亂世中的人文樂園。
但是，單騎入荊州的劉表，畢竟缺乏自己的家底，這一缺陷如果在西漢初期，實在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在東漢末年則就不免成爲一個致命缺陷了。要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西漢到東漢的社會結構變遷。
家族的崛起與個體的式微
我們只需把漢高祖劉邦與光武帝劉秀的開國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就能看出很多問題。
在漢高祖的時代，傳統的封建結構已經被摧毀，而新的郡縣結構還在形成過程中，所以陳勝吳廣可以振臂一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相應的，如蕭何、張良、韓信、樊噲、陳平、曹參等一幫興漢的從龍之士也都沒有什麼集團背景，無論是貴族出身還是草莽英雄，在幫助劉邦建立基業的過程中，都是作爲獨立個體發揮作用的。但是，到劉秀打天下的時代就大不相同了。首先，劉秀自己就是所謂的太學生集團的一分子。同時，雖然西漢各帝在打擊地方豪強上不遺餘力，但新的家族化的地方勢力還是層出不窮，而且以研究儒學經典爲專業的一些學者也逐漸以此爲核心理念，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集團化的新士族。
所以，在劉邦打天下的時候，聚攏的人才基本上還都類似於戰國遊士。但到劉秀的時代，就非常注意集團力量的加盟。甚至於就算是很優秀的個體，如果沒有集團背景，單槍匹馬來投奔的話，也很難得到重視。(參閱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五章“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
這一社會力量集團化的過程，到東漢末年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峯。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荊襄地區的冠蓋相連的景象，在軍事組織上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如呂布給丁原當部下時是丁原的義子，到給董卓當部下時又成爲董卓的義子。《三國演義》中的“三姓家奴”就是對之的一種揶揄，但也給讀者產生一種誤解，認爲似乎這只是呂布個人的人品問題。殊不知這在當時是一個較爲普遍現象。只不過有些上下級之間不搞的如此露骨而已。如劉備與關羽的關係，以往受到桃園三結義的影響，後世多以“名爲君臣，義同兄弟”來理解。但是，在《三國志》中卻有另外的記載。在關羽死後，魏國內部曾發生一場關於劉備和孫權是否會開戰的大爭論。劉曄認爲一定會開戰，其理由就是：劉備和關羽“義爲君臣，恩猶父子”。
又如李典，除了跟隨張遼打了一個逍遙津之戰外，他並沒有非常出衆的武功，而且三十六歲就過世，卻在《三國志》中得以與臧霸、文聘、許褚、典韋、龐德等將並列一傳。後來小說家參考正史，將之演義爲曹營八將之一，但終於難以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考諸史實，李典的地位實在是來自於他獨特的集團背景。當時，李典的家族是山東乘氏地方豪族，不僅養賓客數千家，甚至有自己的私家武裝(部曲)。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與呂布爭奪兗州，呂布在乘氏“爲縣人李進所破”。足見乘氏李家的實力。後來曹操與袁紹對峙於官渡，李典又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控制鄴城後，開始將其建設爲一個新的戰略基地，李典主動請纓，率領“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二千餘口”遷徙到鄴城。既主動表示了自己不再經營乘氏的地方勢力，也爲曹操發展鄴城提供了新生力量，故而深得曹操的激賞。其在魏國武將中地位特殊，也就不足爲奇了。
又如歷史上的魏延，他在蜀漢武將中的地位高於趙雲，次於關張。其地位除了他個人出色的軍事才華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魏延是帶領自己的私人武裝追隨劉備的有集團背景的戰將。又如孫策得以平定江東，靠的也是他父親留下的私兵性質很強的軍事集團。
由此可見，在東漢末年，個體遊士的地位已經大大下降，而集團力量的地位大大上升。就算是非常優秀的個體，往往也要借重於某一集團，才能獲得登上歷史舞臺的入門券。這個集團，既有軍事化的武裝部曲集團，也有人文性的名士集團。諸葛亮身登龍門所借重的就是這後一股力量。
諸葛亮的集團背景
諸葛亮生於漢靈帝光和四年，十三歲時隨叔父諸葛玄避難荊州，客居襄陽城西二十六裏的隆中(按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南陽郡鄧縣)。在一般人的記憶中，諸葛亮是個非常個體化的山野散人，其實不然。
據《襄陽記》記載，首先，諸葛亮娶的是黃承彥的女兒。而蔡瑁則是諸葛亮妻子的親舅父，劉表是諸葛亮妻子的姨父。同時，蒯祺是諸葛亮的大姐夫，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是諸葛亮的二姐夫，而被稱爲鳳雛的龐統則是龐德公的侄子，龐統的弟弟龐林則是習家的乘龍快婿(習禎的妹夫)。諸葛亮的老師之一——名士司馬徽則對長自己十歲的龐德公“兄事之”。按照中國的傳統，長十歲便算是兩輩人了，但本該是叔侄關係的二人卻以兄弟相稱，正表現了司馬徽的才學非凡，也表現了龐德公與其不同一般的忘年交情。另據裴松之根據諸葛亮與馬良的通信推斷，二人很有可能是結義兄弟的關係。而日後失街亭的馬謖又是馬良的弟弟。
在當時，諸葛亮的這個人際地位本身就是一種珍稀的資源。
相形之下，襄陽城內的劉表活脫脫一個孤家寡人。說起來，劉表作爲八俊之一的崛起也是借重了當年的中央名士集團。但是，這一集團已經在黨錮之禍中星雲飄散了。劉表既無法將這個背景帶到荊州，更無法將之家族化，更難於將之軍事集團化。所有這些，都嚴重製約了劉表的發展。
他固然可以藉助蔡、蒯兩家奪取荊州的控制權，但也就使得蔡、蒯兩家的勢力深深滲入荊州的權力結構之中。
不僅政治被滲透，甚至劉表的家事也被滲透。
劉表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劉琦，小的叫劉琮。關於這兩個兒子，《三國演義》中曾借劉表之口作過如下交代：“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瓊，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
這一段話給很多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遺憾的是這恰恰是小說家言，而不是真實的歷史。
首先，劉琦和劉琮都是劉表前妻所生，和蔡氏後妻都沒有血緣關係。
其次，據史書記載，劉表其實更喜歡劉琦，認爲他更像自己。但是，後來劉表卻將基業傳給了劉琮，這又是爲什麼呢?
事情的轉折就在於蔡家不僅給劉表安排了後妻，還讓劉琮娶了蔡氏的侄女。從此之後，蔡氏便開始詆譭劉琦，準備換馬。(參閱《三國志·董二袁劉傳》與《後漢書·劉表傳》)
所以，劉表在繼承人問題上的搖擺，與其說是劉表的個人喜惡發生了轉移，不如說是他已經難以有效控制蔡氏集團的權力滲透。
與此同時，江東的孫權，許昌的曹操，都對荊襄地區垂涎已經，虎視眈眈，也使得缺乏強有力的軍事根基的劉表更加孱弱無力。故而，荊襄地區較爲明智的士人都知道劉表其實是一個弱勢領導者，既當不成明君也做不成雄主。故而除了已經深深捲入其中的蔡、蒯兩家之外，其餘如龐、黃、馬、習、楊等相對的處於一種在野位置的家族，更樂於和劉表保持距離，等待更好的主公的出現。
箇中滋味，恐怕最有切膚之痛的還是劉表自己。故而他急於需要一股力量能夠對外抵禦入侵，對內製衡蔡、蒯兩家的勢力。他最初選擇了張繡。可是，張繡也只是一個待價而沽的投機軍閥。建安二年，張繡投降了曹操，只是因爲曹操因勝而驕，公然將張繡的寡嬸納爲己有，激怒了張繡，這才使得雙方重新成爲敵對關係。但是，到建安四年冬，張繡終於還是選擇了再度投降曹操，並與曹操安好始終。這樣一來，荊襄的北大門就洞開了，劉表抵禦北方威脅的前線也從宛城轉移到了新野。正是有了這個變化，所以當劉備在建安六年勢窮來投的時候，劉表纔會親自出城相迎，因爲他又有了可以藉助的新力量了。那一刻的劉表當然不會想到，他所做的只是爲另一幕真正的大戲拉開序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