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借“包公戲”、“包公案”小說了解宋代歷史。開封有個人造景區“開封府”還將《包青天》電視劇中的情景再現出來，如果你以爲宋代的包拯審案也是這個樣子，那就是被文藝作品帶進陰溝裏去了。
“包公案”的包青天，總是攜帶着皇帝御賜、代表最高權力的各類道具，元雜劇中尚只有“勢劍金牌”，到了明清傳奇中，則出現了權力道具大批發：“(宋皇)賜我金劍一把，銅鍘兩口，鏽木一個，金獅子印一顆，一十二第御棍。……賜我黃木枷梢黃木杖，要斷皇親國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專斷人間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並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斷陽間夜斷陰。”(明傳奇《珍珠記》)
這裏的“勢劍”、“金劍”，即所謂的尚方寶劍;“金牌”即丹書鐵券，俗稱“免死金牌”;“銅鍘”後來則發展成我們非常熟悉的“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三道鍘刀，龍頭鍘專殺貴族，虎頭鍘專殺官吏，狗頭鍘專殺平民。憑着這些神通廣大的法寶，包青天成了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法官。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對付的罪犯，有時候也擁有類似的法寶，如根據元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改編的潮劇《包公智斬魯齋郎》、川劇《破鐵卷》，都講述世家公子魯齋郎自恃有祖傳的丹書鐵券護身，無惡不作，無法無天。那麼好戲來了：具有最高殺傷力的尚方寶劍破得了具有最高防護力的丹書鐵券嗎?從戲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後包公只好採用瞞天過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報文書上將“魯齋郎”寫成“魚齊即”，騙得皇帝覈准死刑，批迴文書，再改爲“魯齋郎”，纔將這個大惡霸押上刑場處斬。
於是，本來應當以法律爲準繩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斷，演變成了誰擁有的權力道具更厲害誰就勝出的權力對決，恰如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樣：一方祭出御賜黃馬褂護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黃馬褂的尚方寶劍，一方再點破這尚方寶劍是假冒產品。這也坐實了批判傳統的人士對於“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戲劇性的權力道具對決情節，決不可能出現在宋朝的司法過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寶劍，因爲宋代並沒有向大臣御賜尚方寶劍、賦予其專殺大權的制度，要到明代萬曆年間，纔出現了尚方寶劍之制，皇帝才經常給出巡的監察御史賜尚方寶劍，賦予持劍人“如朕親臨”、“先斬後奏”的超級權力。包公的三口鍘刀更是民間文人幻想出來的刑具，歷代都未見將鍘刀列爲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後，民間文人從蒙古人用於鍘草的鍘刀獲得靈感，纔想到了給包公打造一副銅鍘的情節。
至於所謂的“免死金牌”，儘管北宋初與南宋初在戰時狀態下，宋朝皇帝爲安撫地方軍閥，曾賜李重進、苗傅、劉正彥等將領丹書鐵券，但賜丹書鐵券並非宋朝常制，而且隨李重進、苗傅、劉正彥叛變事敗，自焚、被誅，鐵券已被銷燬，鐵券之制遂不復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說，“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過程中，不可能出現丹書鐵券對抗尚方寶劍的戲劇性情場。明朝時，丹書鐵券才成爲常制：“功臣則給鐵券，封號四等。”
事實上，宋人的法制觀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們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宋太宗時，任開封府尹的許王趙元僖因爲犯了過錯，被御史中丞彈劾。元僖心中不平，訴於太宗：“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太宗說：“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爲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後，貴爲皇子的趙元僖“論罰如式”。
宋太宗也曾經想庇護犯法的親信——陳州團練使陳利用自恃受太宗寵愛，“恣橫無復畏憚”，殺人枉法，被朝臣彈劾，本應處死刑，但太宗有意袒護他，說：“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趙普抗議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最後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陳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護不了犯罪的親信，何況免死金牌?
可見宋人司法，並不倚重代表特權的權力道具，而更強調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於包拯的大理寺卿韓晉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寧州按治獄事。依慣例，韓晉卿赴任之前，應當入對，即入宮面聖，請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韓晉卿拒不入對，說：“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他的意思是說，我奉命辦案，以法律爲準繩，國法擺在那裏，就不必徵求皇帝的意見了，免得干擾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論上，宋朝法官要讓犯死罪的權貴伏誅，只需憑頭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沒有尚方寶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