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帝王做同樣的一件事，爲同樣的目的，甚至用同樣的手段：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泰始皇打擊六國貴族，漢武帝打擊同姓王;秦始皇遷地方六國貴族到京師，漢武帝也一樣遷地方富戶到京師;秦始皇殺地方豪強，漢武帝也一樣殺郭解等地方豪強;秦始皇打匈奴，漢武帝也打匈奴。爲什麼秦始皇所作所爲是暴政，漢武帝就不是?爲什麼秦始皇是暴君，漢武帝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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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切皆因爲評判者不同，致評判結果有異。首先評判秦始皇的是漢朝人(賈誼)，而不是秦朝人，而首先評判漢武帝的是漢朝人(司馬遷)，而不是秦朝人。後朝評價前朝大多不會好，這是爲證明自己合法性之必須，只有使勁地抹黑前朝，證明今朝最好、最優，才能爭取民心。要是說前朝的好，讓人留戀前朝，豈不是要鼓勵人們“反清復明”?所以，漢朝君臣評價秦朝，大多不會好，要是曾經“苦秦久矣”，就更不會給好話。
而漢朝史家司馬遷評當朝皇帝，就算因受宮刑心裏不爽，也不好說露骨的壞話，這樣，從最初始就少一點壞話流傳的機會。而後世評價漢武帝，畢竟他不是自己一死，即國家大亂並亡國，也不好給太差的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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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司馬光所說，“孝武帝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將漢武帝視同秦始皇，但仍然一分爲二地認爲： “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貴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皆出自《資治通鑑》)給漢武帝說了一堆溢美之詞。
尤其是，評判秦始皇的是儒家，而不是法家，評判漢武帝的基本上是儒學出身的仕人，而不是法家。儒家與法家本來就是冤家， “儒家總是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總是指責儒家迂腐、空談”(馮友蘭語)，大有敵對之意。在戰國和秦朝，法家春風得意，備受君王歡迎，而儒家作爲復古的流派處處碰壁，成爲世人眼裏的“無用之學”，惶惶如喪家之犬。秦朝滅亡後，漢朝皇帝開始反思法家弊病，不敢大張旗鼓地推行法家，儒家開始慢慢得勢，到漢武帝時，以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被推崇爲獨尊之術， “儒家”這纔算是真正的得勢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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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矛盾，決定了漢初賈誼這些儒生對法家是沒有好態度的，對採用法家而不採用儒家的秦始皇，儒家也是沒有好態度的。在儒家眼裏，法家本來就是卑鄙、粗野之流派，自然也就將秦始皇所作所爲視爲卑鄙、粗野之暴政。秦始皇已死，不可能從墳墓裏爬出來抗議， “暴君”的帽子一戴就是兩千年。而漢武帝是開創獨尊儒術的人，自然更容易獲得後世掌握話語權的儒生們的好感，不會給太差的評價。歷史對兩個其實都行暴政的帝王的評價分也就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