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以降，以布魯諾與方孝孺爲代表，中西世界出現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才子，他們都才華橫溢，不怕犧牲，但是求索方向卻大不同。
當布魯諾受火刑而死，方孝孺已被“滅十族”。爲明朝皇帝繼承權獻身的方孝孺，死前曾作絕命詩一首：“天將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賁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不能說方孝孺死得沒價值，他的氣節可歌可泣。但孝孺所殉之道，是永恆的思想，還是變換的利益?
方孝孺的死，沒有帶來大明王朝的絲毫進步，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以及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
而布魯諾則不同，他犧牲之後，神學主導的西方世界被科學打破。由此西方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全面領先東方世界。
總有人問：中國兩千年就有“食色性也”的認識，卻爲何沒有發展成爲人類學、心理學?中國發明瞭科舉制，卻爲何沒有發展成公務員制度?中國製造了火藥，卻爲何不能發明熱兵器?發明了煉丹術，卻爲何沒形成化學?發明了占星術卻爲何沒有天文學?發明了風箏，卻悟不出製造飛機的原理?
一言以蔽之：先天缺失“求真”精神，從而無法形成系統的科學。
這絕不說明中國人的才智比西方人低，而是因爲華夏文明在習慣中選擇了走“倫理”的路而不走“真理”的路，重“德”不重“真”，求生活的合理而不求思想的確實。“漢才”中難以找到科學精神，以及徹底求真的執着，從而不能產生影響世界的大科學家。
包括政治學和法學等等人文科學，除了隋唐發明的文官制度科舉制之外，均無系統性。甚至就連影響東方的儒教，嚴格地說，那不是哲學，而只是一種道德學說。明朝之後，以複寫儒家經典爲核心的科考收縮回四書五經的八股籠子裏，休提數理化等自然學科，即便在人文科學上亦無影響世界系統科學產生。
如果說，中世紀之前，整個世界對科學多處於矇昧狀態，先行起步的華夏文明尚可以蜚聲海內外的話，那麼，中世紀到近代，世界已漸次進入偉大的科學啓蒙時代，只靠道德學說、詩詞歌賦、科舉制、四個零散發明立世的“漢才”，情何以堪?
當西方纔子把才情與生命奉獻給真理時，東方纔子卻把精力、才華直至生命全部投在了“道德”中。那裏，既沒有“自然科學”，也沒有“社會科學”，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王道”。
方孝孺的絕命詩，布魯諾的宇宙觀。一個求德，另一個求真，造就了兩種文明的不同走向——這大約就是中國近代自明朝開始，中西文明拉開距離的另解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