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爲何崩潰的那麼突然?四大統治基礎是怎麼瓦解的?
清朝作爲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它的滅亡方式與其他朝代相比顯得很新穎。
縱觀中國歷史，一個封建王朝要麼亡於外族入侵和農民起義，要麼死於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篡權，但清朝是個例外，它是以中央威權下降、地方各省獨立，朝廷大勢已去，皇室退位還政的方式滅亡的。
至於辛亥革命，作爲一次激進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的暴力範圍和程度有限，從武昌起義到清帝遜位，只有武漢、上海等地方爆發了戰爭。清朝身經百戰，一般情況下，這種小規模的戰爭是遠不能對它構成致命威脅的，戰爭沒要清朝的命，戰爭之外的東西卻終結了這個王朝。
打個比方，辛亥革命像一陣風，風過後，清朝這座房子倒塌了，但理論上，這個等級風是吹不垮這座房子的，那房子爲什麼倒塌呢?因爲支撐它的四根柱子——滿漢合作、地方支持、士紳擁護、軍隊效忠四大統治基礎全部瓦解了。
辛亥革命人物述
一
清朝是一個由滿人主導的、以滿蒙漢合作爲基礎的政權，在其267年的統治中，滿漢合作是主流，但是作爲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存在。從吳三桂反清到洪秀全起義，再到清末革命黨人造反，“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經久不衰，也最具煽動性，
這很能說明問題。
一個少數民族駕馭一個龐大的民族，必須隨時保持高度緊張的戒備心態，處處設防，才能獲得最大的安全感。就像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所說的，滿清的那些制度根本算不上制度，只能算法術，這種法術是出於民族私心對付漢人而設置的。
壓迫之下，必有反抗，猜忌之下，必有異心，當大家生活都過得下去的時候，彼此可以合作，當民不聊生的時候，民族矛盾就會激化。
梁啓超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滿漢兩族並棲於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餘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腦蒂，其排滿性之伏於其中者，遂不期而自發。”意思是，滿漢兩個民族生活在一個民族的統治之下，相互猜忌防範了兩百多年，一旦有人刺激大腦，潛伏在腦海中的排滿性就會甦醒發作。
清朝影視劇照
太平天國運動以來，隨着湘軍淮軍相繼崛起，漢族官僚的勢力有所擴大，引起了滿清的警惕和戒備，只是國內外形勢複雜，清廷需要藉助有能力的漢族官僚來維護統治，所以一直隱而不發。
庚子事變後，清廷爲應付內外危機，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系統性改革。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在這場新政中，滿清希望維護既得利益，擔心漢人藉助改革來削弱滿人的權力和地位，而漢人則希望重新分蛋糕，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國家大事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
在官制改革中，清廷宣稱每部設尚書一員，不分滿漢，但結果卻是滿洲親貴佔據了絕大多數名額，連“滿漢各一”的舊例都拋棄了。清廷還大肆排擠漢族官僚，瞿鴻禨、尚書岑春煊、林紹年、袁世凱等漢族重臣或被罷官免職，或被調離中樞，張之洞也被明升暗降晾了起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載洵、載濤、鐵良、良弼、蔭昌等滿清少壯派紛紛出任要職。
張之洞
不管上面的那些漢官是因爲什麼原因被處理的(瞿、岑二人因與奕劻、袁世凱鬥爭失敗而罷官)，但在一般人眼裏，這些漢族官僚是漢人在朝廷的代表，尤其是聲望日隆的袁世凱和張之洞，他們的背後站着整個漢人官僚集團。滿進漢退的結果是，漢族官僚對此耿耿於懷，對清廷的忠誠度大打折扣。
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有個過程。
轉眼到了1911年，清廷搞預備立憲，在欽定的13名內閣成員中，9名是滿人，其中7名是皇族。消息一出，全國譁然，立憲派(士紳和商人階層組成的政治勢力)極爲憤慨地聲稱：“君主不負擔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爲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清廷卻呵斥立憲派干預朝政，“議論漸進囂張”。
此時大家都明白了：大清的江山是滿人的，漢人連高級打工仔的資格都混不到。
這樣還指望漢人效忠，別逗了。
滿洲貴戚
二
與漢人勢力擴大相伴隨的是地方權力膨脹，這一點也得從太平太國運動說起。
太平運動爆發後，八旗和綠營都不堪一戰，清廷只能依靠地方招募勇營作戰，比如湘軍、淮軍等。勇營不屬於朝廷正規軍，朝廷不給編制和經費，一切都由地方自理，地方也沒錢，只能向朝廷要政策搞錢，這個政策就是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是對過往商人和境內的商戶收取通過稅和交易稅，數額很大，遠超過地丁銀(農業稅)，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厘金除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部分都留作地方開支，這意味着地方擁有了財政權。
此外，受戰爭影響，原來戶部實行的解款協款制度(統一徵收，統一覈銷，有結餘的省份補充入不敷出的省份)也名存實亡，戶部對地方財政控制力度大減，地方財政權愈發獨立。
地方擁有了財權和軍權，就有了抵制甚至抗衡朝廷的資本。清廷對此一清二楚，也曾嘗試改變這種狀況，比如裁汰勇營，廢除厘金等，但均遭到了地方督撫們不同程度的抵制，最終只得作罷。
此時，清廷還掌控着地方督撫的人事任命權，而地方勢力也還不足以正面抗衡朝廷，所以清王朝還維持着統一的局面。但是，地方勢力逐漸坐大的趨勢已無法逆轉。
清朝地方厘金局
庚子事變爆發後，清廷向各省下發宣戰詔書，郵政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詔書扣押，只給各地督撫觀看，並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命令。李鴻章帶頭抗命，南方各省督撫們公開不理會朝廷宣戰詔書，私下與列強達成了“兩不相擾”的協議，事後清廷不敢處理參與東南互保的督撫們，反而好言撫慰。
經過這一事件，清廷顏面盡失，中央權威驟然下降，地方勢力急劇膨脹。
慈禧活着時候，能夠用靈活的手腕和巨大的威望壓住陣腳，使中央與地方表面上過得去，慈禧一死，攝政王載灃沒經驗，沒能力，沒聲望，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五。
“督撫大權，無過兵、財兩政，將事裁抑，此爲最先”。載灃上臺後，爲加強中央集權，決定收回地方督撫們手中的財權、軍權。
軍事上，清廷下令近畿各省新軍均歸陸軍部統轄，成立軍諮府以執掌軍事行政，成立海軍部以建設海軍，設立貴胄學堂，專收滿人，培養高級軍事人才。
清朝陸軍貴胄學堂
財政上，頒佈了《清理財政章程》，中央設清理財政處，各省設立清理財政局，由度支部派專任監理官赴各省清理財政，規定各省清理財政局必須按季度詳報本省財政收支數字。
經濟上，清廷也將手伸到了地方，打算將地方鹽政、礦務、鐵路等大權盡數收歸中央。
下個命令就能把事辦成?政治有這麼理想化就好了。載灃風風火火發佈命令，地方督撫陽奉陰違，中央各部和地方爲爭奪權力而摩擦不斷，甚至有地方官員暗中煽動民衆鬧事，向清廷施加壓力。
當時社會輿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朝廷“無非是聚集各省之財權，歸於政府而已，無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權，屬諸政府而已”。
載灃本想中央集權，沒想到激起地方的反彈，地方和清廷矛盾日益尖銳，離心離德，最後的表面和平相處都不能維持。
攝政王載灃
三
士、農、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包括入仕前的士(有功名的人)、入仕後的官，以及退休後的紳。在傳統中國，士紳掌握着社會上的絕大部分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他們是朝廷的堅定擁護者，能幫助朝廷進行統治，作爲回報，朝廷會給予士紳一定的特權和地位，爲他們提供上升渠道，二者屬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
士紳與朝廷的聯繫紐帶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是一個單純的選官制度，它也是清廷掌控士紳階層的工具，士紳階層是基層社會的真正控制者，掌控士紳階層也就掌控了延續統治的核心力量。
但是到了清末，一切都變了。1905年，清廷廢除了科舉制度。
按照梁啓超的說法，停罷科舉“使數百萬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進登之路，恐未免傷其急激”，意思就是廢除科舉讓幾百萬老舉人、秀才失去當官的門路，未免太急切了。
清朝讀書人
毀人前途，如殺人父母。廢除科舉制度損害了士紳階層的根本利益，使清廷失去了對士紳階層的掌控權和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大大消解了士紳階層對清廷的忠誠度。
科舉的路子被封了，但新式學堂的門打開了，興辦實業的春風也吹起來了。於是一部分年輕的士紳走進了新式學堂，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另一部分士紳放棄了功名思想，下海創辦實業。
走進學堂的人，成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下海創業的人，成了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新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逐漸壯大，對現狀越來越不滿，他們組織了各種學會、商會等團體，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於是，一股新的政治勢力——立憲派形成了。
立憲派是從傳統士紳階層中分化而來的，他們主張發展新式教育、創辦近代企業，倡導君主立憲和地方自治，其著名代表有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憑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廣泛的影響力，立憲派逐漸在地方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發揮了主導地位，在清末各種政治力量中居於中堅地位。
張謇
立憲派的政治主張是：改良專制政體，實行君主立憲，分享政治權力，發展資本主義。但這些政治主張與清廷維護滿洲權貴利益的目的完全相悖，圍繞立憲問題，雙方衝突不斷升級。
從1910年起，張謇倡導江蘇諮議局(省級民意機構，多爲立憲派掌握)，帶頭髮起了三次全國範圍的進京請願速開國會運動，雪片般的請願書，蜂擁至京的請願代表，數百萬的民衆簽名，聲勢浩大，地方督撫也受其感染，聯名上奏，請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召開國會，以免人心沸騰。
在強大的壓力下，清廷承諾五年立憲，然而第二年清廷卻搞出了“皇族內閣”，立憲派覺得自己被耍了，認爲清廷已經無藥可救，紛紛站到了清廷的對立面。
武昌首義後，立憲派領袖、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發表通電，號召各省響應，之後全國有十幾個省以諮議局爲中心宣佈獨立，由此可見立憲派的實力。
1909年10月廣東諮議局開幕紀念照
四
繼八旗、綠營、防軍、練軍、勇營相繼墮落後，清廷在新政中開始大規模編練新軍，其中以袁世凱的北洋軍和張之洞的湖北自強軍最爲成功，其他各省新軍規模都不大。
新軍，即新式軍隊，士兵、軍官、思想、武器、制度都是新的，新事物與舊統治有着根本性矛盾，指望新軍死忠維護舊朝廷，有點天真了。
新軍士兵的選拔標準比較嚴格，入伍者都是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家庭成分多是破產農家子弟、手工業者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有因科舉被廢轉而投筆從戎的秀才、生員等。
相比之前的舊軍隊，新軍士兵的文化程度整體更高，知識越多想法越多，這些有文化的青年士兵，本身是很容易被革命思想感染，加之社會地位低下和家庭經濟情況不好，對社會現狀多有不滿，一旦被革命者滲透宣傳，立馬上道。
清末新軍
以湖北新軍爲例，武昌起義前夕，湖北新軍大部分已經革命化了，官兵們組織了很多社團，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革命官兵。據統計，當時湖北新軍一萬五千官兵中，純革命黨人將近兩千人，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反對革命的只有一千餘人，剩下的是中間派。
士兵如此，軍官亦然。清朝末年有一股留學日本的風潮，其中有不少人是學習軍事的，這些人到了日本後，見了世面，開闊了眼界，對比日本的興盛和清國的衰敗，正常人都會對清廷感到失望，萌生救國救民的擔當精神。
日本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要活動地之一，孫中山、黃興等人就長期在日本領導革命工作，而富有激情的留學生自然是革命派重點發展的對象，尤其是軍事專業的留學生，更是革命的火種。
軍官學校畢業的留學生回國後，正值各省編練、擴大新軍之時，清廷希望藉助他們爭奪督撫們的軍權，地方督撫也希望利用他們組建自己的勢力，雙方爭相拉攏他們，所以這批人很容易地走上了新軍的領導崗位，如協統(旅長)、標統(團長)、管帶(營長)，督練公所(編練新軍的機構)督辦、總教習，講武堂和陸軍小學的教官等。
年輕時期的閻錫山
北洋的吳祿貞、湖北的藍天蔚、江西的李烈鈞、山西的閻錫山、雲南的唐繼堯等，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辛亥革命中，這些新軍領袖發揮的巨大作用，有的甚至直接主導了一省的獨立。
以上說的都是普通新軍，至於北洋新軍，都唯袁世凱馬首是瞻，而袁世凱被載灃一擼到底，差點被這些滿洲權貴搞死，雙方早已勢同水火，指望袁世凱和北洋新軍效忠清朝，無異於癡人說夢。
辛亥革命(劇照)
五
一個政權的存在，必須獲得若干勢力集團的支持，清朝末年的情況是漢人不合作，地方離心離德，士紳階層反目，軍隊倒戈相向，清廷把不該得罪的勢力全得罪了，統治基也全部瓦解，大清帝國也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