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春秋時期知識分子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春秋戰國是歷史上思想和文化最爲輝煌燦爛的時代。
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世”，學術上的碰撞，不僅解放了思想，也爲後世留下了豐厚的物質果實，更是奠定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基礎。
正如葛劍雄先生在《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啓示》一書中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的集中主要的思想體系幾乎都在那個時期形成了雛形或者具備了基本體系，哲學思想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瞠目結舌，不少精髓的論點，即使到二十世紀的今天也沒有失去光彩。
不過諸子百家雖相互爭鋒，又闢猶水火，但更相融共生，不能孤立存在。
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
那麼爲何春秋戰國能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呢，其實是與作爲這一時期學術思想文化主體的知識分子不可分割，正是因爲知識分子所獲得的社會解放才促發了這一學術“盛世”。
這種解放是空前的，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從奴隸制的統治秩序中掙脫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心靈和個性獲得瞭解放，導致了知識分子作爲一個較爲獨立、完整的社會羣體和階層脫穎而出，進而登上了歷史舞臺。
那麼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是如何保障自身生活的呢?當我們帶着這個疑惑穿越兩千餘年的歲月看向那羣足以“扭轉乾坤”的知識分子時，似乎聽見了他們清晰的回答：我們有經濟來源。
本篇筆者就從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隊伍的形成說起，聊聊他們所具備的特徵，進而說說他們的經濟來源。
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隊伍的形成。
任何國家知識分子之所在，最初必完全在統治階級裏。——《中國社會史論》
奴隸制社會，知識和物質一樣是被統治階級所壟斷，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平民是沒有受教育的權力，如果用四個字概括的話，即“學在官府”，這也是我國奴隸制度的重要特點，具體表現爲：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惟官有學，而民無學。
這也就是說在奴隸社會中最初的知識分子其實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不過他們卻是依附於上層貴族併爲他們服務，在周朝，宗法制、分封制和禮制制度構成了等級統治的核心，每個處在其中的人，都被牢牢固定在其中，無法掙脫，知識分子也不例外。
維繫奴隸制度的宗法制
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的權威不斷被挑釁，王權也逐漸旁落，代之而起的是被周王室分封的諸侯國，而在有些諸侯國的內部卿大夫也不斷掌權，這就導致了奴隸制的崩潰，正如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的言論：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而伴隨着奴隸制的解體，出現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面，也就是說天子喪失了自己的職守，官守的學術也散落到蠻夷所處之地，這就意味着奴隸制時代的教育體系已經全面癱瘓，進而導致了私學的興起。
說起私學，就不得不說孔子，孔子所提倡的“有教無類”，使得私學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大大加快，“學在官府”的格局也被打破，正如《中華文明史》一書中指出：私學作爲一種新型的教育體系，基本上擺脫了國家政府部門獨立出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傳統。
春秋戰國時期的君主和知識分子
這也就是說，隨着私學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也在迅速壯大，當然這個羣體又和奴隸制下的知識分子不同，他們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流動，而且可以自主選擇自己從事的職業和生活方式，這也造就了他們具備了與衆不同的特徵，我們對此接着論述。
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特徵。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孟子·梁惠王上》
春秋戰國時期，新型知識分子作爲階級結構中一直異軍突起的力量，是有着自己獨特的特徵的，正如上述《孟子》中所論，則是說知識分子沒有固定的產業收入卻有固定的道德觀念，這隻有知識分子才能做到。
《論語》
而他們本身所具備的特徵也有很多，首先是文韜武略，他們的“才能”是他們從事一切活動的前提，此外最突出的特徵則是志道、爲政、善辯。
先說志道。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
什麼是“道”，通俗點說就是夏商周三代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所包含的面很廣，而志道，則是說繼續傳承這種優秀文化傳統，如上述孔子所說，意思是知識分子有志於學習和施行聖人的道理，但如果認爲自己吃的不好穿得不好是一種恥辱，那麼是不值得與他們談論道的，當然如果單純爲了富貴而助紂爲虐效忠統治者，這更是不可取的。
比如說孔子的弟子冉求，在擔任季氏宰一職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出自《論語·先進》)”，即幫助季氏進行賦稅改革，趁機聚斂財富，就受到了孔子的嚴厲批評，孔子怒而斥之：非吾徒也，在孔子看來冉求其實已經忘了志道的“初心”，違背了知識分子內心應該秉承的道。
再說爲政。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
儒家一直提倡的是“學而優則仕”，而這個“仕”指的則是爲政，當然知識分子對於此表現的也很積極，想想也是，畢竟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可以爲了道，而忘卻自身的“需求”。
對於古代相當多的知識分子來說，爲政可以說是他們學習的主要動力，這點在後世的封建社會中，依然適用，而春秋時期的孔子也不能免俗，他積極奔走於列國，也是爲了能夠找到重用自己的國君，並且把自己的思想主張用在治國之中。
孔子石像
說到這，就有人會有疑惑了，認爲志道和爲政是互相矛盾的，但爲何孔子會一面提倡志道而又一面尋求爲政的機會呢，這是因爲春秋戰國時期大時代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政權體系的完善與不斷擴大，向知識分子開放了大門。
這羣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也在積極在志道和爲政之間找到平衡點，而他們心中所堅持的道義也慢慢開始世俗化，不過並非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以入仕爲終極目的，這也取決於他們內心的追求。
《禮記·儒行》有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這就是對不求入仕的知識分子最恰當的描述。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知識分子想要入仕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會營銷自己那麼就相對容易些，所以需要他們“善辯”。
後說善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是諸子百家中的辯論高手，當公都子質問孟子爲何喜歡辯論時，孟子卻回答說，並不是自己喜歡辯論，而是不得已爲之，也就是說孟子已經意識到了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中，善辯是一種能力，而荀子則更清晰地提出了“君子必辯”的主張。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好辯之風，伴隨着國君禮賢下士而愈演愈烈，這也就導致了這種風氣自然而然地會進入政治領域，於是形成了兩類涇渭分明的知識分子，一類是爲君主排憂解難的天下之士，另一類則是謀求功名利祿的遊士，而善辯也成爲了知識分子獨有的特徵。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善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就不善辯，當然並不是他不屑於辯，而是他“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不過他卻“善著書”，不過也正因爲此，韓非才得以“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出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爲後世留下了無數無價的文學瑰寶。
那麼這羣具有如此鮮明特徵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生活的呢，他們又有哪些經濟來源呢，我們繼續來論述。
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經濟來源。
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墨子·尚賢上》
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作爲知識的載體，他們所具備的“才能”也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正如上述《墨子》中的言論，則是說有才能的人可以被舉薦爲官，而入仕爲官求祿則是知識分子的主要經濟來源。
《孟子·盡心上》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思就是在不得志的時候要管好自己的道德修養，得志的時候就要努力然天下人都獲得好處，而這裏的得志，其實也就是入仕，當然當官就有俸祿，而且這個俸祿一般都是穩固和豐厚的。
春秋戰國時期爲官的知識分子
對於如何從政，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張，他們在爲政思想上的不同見解，也是諸子百家思想爭鬥激烈的一大誘因，這也很好理解，比如說，一個高薪職位想要招聘一人，但是應聘者很多，爲了脫穎而出，這些人自然會使出渾身解數，更有甚者還不惜詆譭其他人，畢竟獲得了職位，也就保障了生活。
知識分子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入仕爲官，所以有些知識分子爲了找到經濟來源，還會自願躋身權貴的門下，比如說戰國四公子所豢養的門客，則是這類知識分子的代表，而他們一般也都是趨炎附勢之人，才能也有高下之別，所以得到的待遇也有高低之別。
既然說到知識分子的爲官求祿，那就需要格外說明一點，即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爲官都是爲了求祿，還有一些是爲了施展自己的才華，進而提出了“邦無道，富且貴，恥也(出自《論語·泰伯》)”的思想主張，這類人無疑是備受尊敬的，因爲他們堅持自己心中的“道義”。
《論語》
入仕求祿對知識分子是一條通向好生活的康莊大道，但這條路卻異常兇險，稍微一個疏忽，那麼就有可能人仰馬翻，甚至會丟了性命，所以也有些知識分子寧願過着清貧的日子也不願入仕，那麼他們的經濟來源是什麼呢，有以下幾種：
王侯公族的饋贈。
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槽鎰，終身不仕。——《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知識分子出身於士階層，所以他們與政治自始至終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那些不願意做官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並不能完全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所以他們會以“師、友”的身份出現在政界，爲統治者出謀劃策。
而爲了感謝這些知識分子的幫助或者表示對知識分子的重視，統治者們往往會饋贈給他們財物，而這也是知識分子經濟來源中的一個。
孟子
就像上述《史記》中提到的淳于髡則終身沒有做官，惠王原本打算封給淳于髡卿相官位，但他卻推辭不受，在他離去時，惠王贈給他一輛四匹馬駕的精緻車子、五匹帛和璧玉以及百鎰黃金。
靠着田地自給自足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 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莊子·雜篇》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我們認爲的那樣一貧如洗，大部分還是有一定數目的田產的，而他們靠着自己的田地，做到自給自足還是沒有問題的，比如上述《莊子》中提到的顏回，他就不願意入仕，而且靠着田地，也做到了自給自足。
至於這羣知識分子是否自己耕種，則有不同的說法，如果家裏的田產比較多的知識分子還是會僱傭勞動者的，比如孟子認爲勞力纔會去田間耕種，但如果家裏田產不多，那就需要自己動手了，比如《禮記·少儀》中所記載：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招收弟子收取學費。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得以傳播，是需要招收弟子的，就類似現在的開辦學校，他們的一個重要職業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出自《孟子·盡心上》)”，當然這些弟子還是有孝敬老師的義務的。
而弟子孝敬老師，又分爲兩個方面。
其一就是繳納學費，《論語·述而》有云，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句話的意思是隻要自願拿着乾肉爲禮來去見孔子的人，孔子從來都會給予他們教誨，顯然這裏的“乾肉”就是“學費”了。
孔子傳授弟子知識
其二是爲老師的日常起居服務，比如說孔子的弟子子思就爲孔子掌管家財，而孔子後來周遊列國時，他的弟子充當的角色就是僕從，雖然這些並不是直接的錢財，但是也保障了基本的生活，所以這也是知識分子經濟來源中的一種。
結束語：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的分子的經濟來源還是有不少渠道的，不過無論他們是貧窮還是富貴，心中都有自己堅持的“道義”，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的高度自覺意識和濃郁的人文關懷精神，也爲後世的知識分子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不過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爲了謀取私利而忘記了心中所秉承的大道，不過這部分人畢竟只是知識分子羣體中的小部分，他們是掩蓋不了那些高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子的光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