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清朝爲何大興“文字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文字獄”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發展過程中的派生物，是統治者根據文字作品的隻言片語，羅織罪名或僅僅根據其思想傾向而給作者定罪的一種行爲。
文字獄自古有之，但以清初康乾盛世的文字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清朝文字獄說到底就是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和極端思想控制下的產物。清代大興文字獄其目的是爲了束縛和壓迫民衆的思想，樹立清朝滿族統治中原的權威，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穩固清朝統治。清康熙朝的文字獄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這其中也潛藏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大規模文字獄對鞏固清朝統治打下了堅實基礎，但更多的是使中國文化發展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延緩了中國社會邁向近代社會的步伐。
文字獄
文字獄並非起源於清朝，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獄也許就是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烏臺詩案”了。蘇軾只不過是在詩中寫了一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被別有用心的人牽強附會是諷刺神宗皇帝，結果就是蘇軾下獄四個月，後被流放黃州。還有明太祖朱元璋時的“賀表案”，僅僅因爲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中寫了“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態作則”，居然引發了朱元璋無窮的想象：“生”諧音“僧”，暗諷朱元璋和尚出身;“光”是“光頭”，同樣也是嘲諷皇帝;“作則”近乎“做賊”，更是對皇帝的大不敬。因此這位倒黴的徐一夔丟掉了腦袋。這些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的做法，卻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史實。
一、清朝大興文字獄的原因
我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爲殘酷暴虐，這背後有着深刻的社會和歷史背景。
1、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的沿續
清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在當時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漢族，特別是漢族知識分子看來，這是顛覆傳統的一種“乾坤反覆”的行爲，與漢人知識分子心中的“華夷觀”是相悖的。所以滿清入關之初，遭到了廣大漢族人民的激烈反抗。雖然這些武裝鬥爭都被滿清政府鎮壓下去，但是民族之間的敵對情緒並不會隨着反抗的失敗而消失，存在於廣大漢族知識分子心中的反清意識也不是短時間可以消除的。
清朝前期，雖然佔領了北京，但是以南明政權和臺灣鄭氏爲代表的反清集團仍然在堅持抗金斗爭，並對清朝的統治帶來一定的威脅。明朝原來的稅賦基地江南一帶由於戰亂，經濟受到重創，無法爲新建立的清朝政府提供足夠的財政保障，更何況江南讀書人衆多，大多又心懷故國，對推行“剃髮易服”的滿清統治者有着極大的對抗情緒。這幾個方面綜合在一起，新興的清朝統治地位並不穩固，所以清朝統治者必須要鎮壓反清思想，鞏固自己的統治。把鎮壓的矛頭對着漢人的中堅力量——那些漢人知識分子，無疑是一種影響最大、最爲強有力的措施，可以從文化上割裂漢人和傳統的聯繫，所以纔會羅織罪名，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殘酷的打擊和鎮壓。
2、消除皇權之爭，排除政治異已勢力
滿清建立之後，其皇族內部權力鬥爭異常激烈，康熙皇帝一生都被“九子奪嫡”這種權力之爭弄得焦頭爛額。這場權力鬥爭在雍正最終勝出之後，雍正爲了防止繼續出現這種皇族內部的血腥爭鬥，將文字獄當成打擊各位皇子勢力的有效手段，將那些與皇子們結黨的大臣清除掉，以保證皇權的平穩過渡。雍正利用文字獄，打壓了權臣隆科多、汪景琪等異已勢力，鞏固了自己的統治。
3、清朝統治者不自信的表現
其實清朝的絕大多數所謂“文字獄”，都是捕風捉影、拼湊羅織出來的案子，並不都是文人們借古諷今、宣傳反清思想，只是清朝統治者的統治基礎在人口中不佔多數，因此對漢族知識分子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敏感，過度猜疑。很多文字獄是被別有用心的人有意無意的曲解了，是刻意炮製出來的。
清朝有一個著名的文字獄，起因聽上去令人啼笑皆非。一位叫徐駿的讀書人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被人靠發，說徐駿思念明朝，抵毀清朝，結果作者被雍正處斬，還牽連了一大批讀書人。這就是清朝文字獄中具有代表性的“清風明月案”。
還有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字獄案例就是莊廷鑨的《明史案》。此案被金庸先生寫進了《鹿鼎記》，已被大家熟知。這部《明史》由於用永曆等朝的年號，將明朝那些將領降清視爲叛逆而被人告發，最終因此獲罪或者牽連致死者達七十餘人，江南文人中的佼佼者大多受到牽連。
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後，有一種征服者普遍的自大感，但是他們面對漢族幾千年的漢文化，又會產生一種自卑感。他們最怕漢人看不起滿人，也絕不允許被他們武力征服的漢人在文化上歧視滿人，所以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中，特別容易草木皆兵，敏感猜疑。這種軍事上的自滿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綜合在一起，導致了清朝統治者將漢人中的讀書人視爲洪水猛獸，嚴加提防，甚至不惜用血腥的手段和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清除，這就是文字獄頻發的根本原因。
二、明亡後的漢族文人
明朝被來自異族的滿清滅亡，對絕大多數漢族讀書人來說，是一種世界觀的顛覆。這不僅僅是改朝換代對文人羣體造成的傷害，而是被視爲“亡國滅種”的滔天大禍。在儒家思想教育下成長出來的漢族文人，無法認同這個異族政權，心中充滿了反抗和敵視的心態。因此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避免的會將這種心態釋放出來。
漢族文人雖然大多手無縛雞之力，但是深受儒家文化薰陶，有着堅定的民族信念和家國情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屑於清政府合作的，有很多還參加了抗清鬥爭，站在了第一線。《鹿鼎記》中就把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這幾位文人中的代表人物寫了進去，而這三位儒學大家也正是明末抗清文人的代表。
顧炎武指出：“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繫者在天下”，王夫之也說：“君權可繼、可禪、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在以他們爲代表的讀書人心目中，夷夏之防是當時最主要的矛盾，也是道德的標準。因此，持有這種信念的讀書人，紛紛投入到抗清鬥爭之中，用各種形式組織反清復明。
對於大多數讀書人來說，長於文學創作，武裝鬥爭並非他們的強項。所以他們會更多的把自己的想法和決心寫進自己的詩文之中，流露出對清朝的敵視和明朝的思念。雖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沒有直接抒發胸意的勇氣，但是他們通過對前朝歷史人物的讚美或者抨擊，去表達自己的思想，去抒發自己的感情。
明亡於清，與宋亡於元的結果非常類似，因此，宋朝那些堅持抗元鬥爭的先賢們，就成爲明末讀書人歌頌的對象。有很多讀書人痛定思痛，去總結明亡的教訓，對導致明亡的那些明朝誤國的書生們進行批判，反思應該讀什麼書，怎樣讀書，並總結出了讀書應該“通經致用”的經驗。
所謂“通經致用”，指的是學習要達到實用的目的，而不能照搬書本，讀死書。顧炎武提出“近世通經者，大都皆口耳之學，無得於心，尚安望其致用哉?”所以顧炎武提出要“以史經世”，去引古鑑今，從古人的經驗中，去尋找明朝亡國的根本原因，去尋找復國的辦法。因此很多文人借修史去保存明朝的思想和功過，去尋找這個天翻地覆的時代中立身處世的目標和準則。無論是錢謙益的“以詩補史”，還是屈大鈞等人的“以詩續史”，都是想發揮詩歌的史學經世功能，反映時代的興替和國家的興亡。
三、文字獄下的文人們
清朝經過順治、康熙兩朝數十年的治理，平定了各地漢人的反清浪潮，政權日益穩固，這已是一個事實。所以漢族文人們的鬥爭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將武裝鬥爭改爲文化抵抗，通過著書立說，去對清朝的統治進行否定。而對於一個封建王朝來說，它的法理性並不僅僅靠武力去維護，而是需要得到士大夫階層和地主階級的普遍認同，更需要構建一個文化上的秩序。所以瓦解漢族文人的文化抵抗，掌握文化上的領導權，是清政府必須做的功課。
清朝建立後，也採取了和明朝一樣的科舉制度，用懷柔政策來籠絡讀書人，這是一種維護文化秩序的普遍手段。但是對於始終不合作的文人，也必須要用高壓手段予以征服，而“文字獄”就是一種簡便有效的征服手段。
發生在雍正六年的曾靜、呂留良案，就是清朝統治者嫺熟的利用“文字獄”這個征服文人的工具，對不肯與清朝合作的文人進行打擊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件案子其實並不複雜，只是一個糊塗的讀書人曾靜想煽動清朝的川陝總督嶽鍾琪造反，這個曾靜並無任何同謀，也不屬於哪一個組織，只是他個人的一時頭腦發熱，或者說這只是一個書呆子氣十足的書呆子。但是雍正對此案極爲重視，親自審理，並將曾靜的口供編成書籍發往全國，要求全國人民共同學習。
雍正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他是想發揮政治動員的力量，通過文字獄的高壓，去控制反清言論在民間的傳播，並宣傳清政府的“君臣之倫大於華夷之分”理論，去消除漢族人民的華夷之分，獲得文化上的主導權。事實上，曾靜被捕後也在立場上發生了轉變，在口供中承認了“君臣之倫大於華夷之分”，甚至說出了清朝得天下，是“天與人歸”的合法行爲，在漢族讀書人中產生了強大的影響，達到了清朝統治者的目的。
乾隆
人是社會性動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這一點是無可辯駁的。清朝的文字獄，確實對讀書人產生了強大的震撼作用，很多人在清朝統治越來越穩固之時，不得不屈從於現實。特別是經過清朝幾十上百年的發展，經濟得到了恢復，人民生活水平提到了提高，而此時的人們亡國已久，對明朝的感情越來越淡薄，在新的朝代去濟世救民同樣是讀書人的價值這種觀點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就連那些抗清最堅決的人，也默認了自己兒孫去參加清朝的科舉，做清朝的官。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明朝遺民的家庭，在清朝二百八十年的歷史中一直堅持反清的。讀書人從積極反清轉爲消極的不合作，再到出仕清朝的轉變中，文字獄爲代表的文化高壓，爲這些漢族文人們“重君臣之倫，輕華夷之辯”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四、清代文字獄之下文學創作的特點
正如前文所說，清朝初年的文學創作，受到“經學致用”的影響很大。此時的文學創作，多以思念故國、“以詩補史”爲主，多爲引古鑑今，尋找明朝亡國的根本原因，出現了以顧炎武、王夫之、傅青主等爲代表的遺民文人羣體，作品也多以思念明朝、志在復國爲主。
經過順治、康熙兩朝八十年的治理，特別是雍正、乾隆時期文字獄的高壓之後，很多文人思想發生了轉變，作品強調規避現實，達到“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目的，從而形成了以王士慎爲代表的“神韻”派。
“神韻”派追求蘊藉空靈，沖淡清遠，詩歌專注對內心世界的拓展，從而轉移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關注。王士慎本人的詩更是以描寫景物見長，用一種輕快的筆法，去顯示出一種恬淡太平的生活，充滿了對康乾盛世欣欣向榮的歌頌。
清朝政權穩固後，很多讀書人接受了現實，加入了與清政權合作的隊伍。他們通過科舉進入士大夫的隊伍，成爲文化界的中堅力量。他們生活在清朝最爲強盛的年代，對滿清人領導下的政權出現的康乾盛世有着更加直觀的認知，所以作品充滿了對新政權的歌頌，很少有描寫社會的黑暗現實，詩壇充滿了點綴太平的酬唱詩和逍遙自在的山水詩。
從詩歌的意象上來看，清朝前期的詩歌重夷夏之防，多有對故國之思，“明月”由於與大明國號有共通之處，在漢族文化中又有純潔之意象，所以多被用來代指明朝，出現的頻率也最高。另外，“秋風”、“枯樹”等代表山河破碎的意象也是這一時期詩歌中常見的意象，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知識分子心中的哀痛和愁苦。
自從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後，“清風”、“明月”等有着胡漢之分意象的詞語幾乎不再出現於詩人們的作品中，而那些重君臣之倫和認同清朝合法地位的意象成爲詩人們的新寵。清朝中期之後的詩作中，充滿了花卉、山水、禽鳥等有着太平意象的詞名，用綠楊垂柳、小橋流水等意象去歌頌太平盛世，去描寫盛世之下的祥和安寧，詩歌的風格也由慷慨激昂逐漸轉爲溫厚平和。從這個角度來說，清朝統治者的“文字獄”對鞏固統治，消除漢人的牴觸情緒以及建設一個繁榮的新社會，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總結
文字獄是古代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是專制制度的產物。這種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是清代統治者加強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有名的文化恐怖制度。文字獄固然能強化集權統治，鞏固中央集權，防止民族分裂，但對文化發展的打擊是巨大的，清朝時文壇“萬馬齊喑”的局面，與清朝統治者實行文字獄是脫不了干係的。
清朝的文字獄給思想文化、士人風氣帶來惡劣影響。在文字獄的高壓下，文人學士只好泯滅思想，丟掉氣節，死抱八股程式，從而遠離敏感的學術領域，遠離現實，向着謹小慎微、沒有節操的方向發展。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從而禁錮思想，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清朝後來落後於世界，乃至最終被世界拋棄，“文字獄”是難辭其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