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發生了一起被稱爲“僞稿案”的文字獄，清政府明察暗偵，廣捕大打，歷經兩三年，涉及17省，受處分者上千人;地市級以上要員被撤職查辦的有數十位;爲此人頭落地的，更不知凡幾。
秋風常常起自青萍之末，大國往往潰由蟻民之力，誰曾想到，這樁驚天大案竟緣自一則小謠言?
乾隆十六年八月，雲貴總督碩色傳真了一份材料給乾隆，說在安順府看到一本小冊子對朝廷放肆誹謗，甚至捏造硃批，內容反動。碩總督所言不虛，這本小冊子明着是爲諫皇上疏，實則洋洋上萬言直指乾隆，羅列其有“五不解”“十大過”，惡毒攻擊英明領袖。乾隆讀了反乾隆稿，不由三尸暴跳七竅生煙，於是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字大案。
這案子最初的嫌疑人，一逮一個正着，因爲文章不是匿名稿，而是實名舉報，署的大名是孫嘉淦。
孫嘉淦這廝有前科，曾屢次撰諫疏，很有文膽，是不怕死的角色。雍正時，他三次上疏，要求皇帝善待手足、取消雜稅、停止在西部的戰爭。可殺兄宰弟、橫徵暴斂、窮兵黷武，哪一樣不是雍正痛處?孫嘉淦卻直捅其心窩子。
雍正起了殺心，將其文章遍示羣臣，展示冤枉，討要憐憫：你們翰林能容得下這等狂生嗎?!羣臣不憐皇帝正受委屈，倒憫孫嘉淦將受戮首，公開說，他確實很狂，但我們佩服他的膽量。雍正的腦子沒進水，過了很久才轉怒爲笑，“朕亦不能不服從其膽”，結果沒殺孫嘉淦。
孫嘉淦秉性不改，到乾隆時仍以直言敢諫聞名。孫嘉淦之於雍正和乾隆，好比李逵之於宋江，魏徵之於李世民，到底是小罵大幫忙。
乾隆也不算太過昏聵，還曉得孫嘉淦對他是無限忠誠的。這份書稿的作者顯然膽子比孫嘉淦更大，性質已經不是孫嘉淦般的建設性時評，而是反動派那種破壞性的檄文。乾隆暗地通知孫嘉淦到密室訊問，判斷這不是孫嘉淦真跡，而是他人假託孫嘉淦大名的假稿，故而查辦這案件時將其定爲“僞稿案”。
案子到哪裏去查?茫茫大清，誰是罪犯?況且這案子只能暗查，聲張不得向全國發明碼通電，發大清社通稿，那不等於向全國公開乾隆有“五不解”與“十大過”?所以乾隆走的是祕密逮捕路子，將密查任務交給督撫們，除行政力量外，還動用軍隊介入，責令步兵統領以及直隸、山東和湖南等地的要員，要放下經濟任務與其他重要工作，專門給他揪人。
督撫們也不是不賣力，只是一樁糊塗案，讓他們怎麼查?很多要員查了很久還是查不出頭緒，也腹誹暗生，多大的一樁事，查什麼查?山東巡撫準泰就對乾隆說，不過是屁民發個帖，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無庸深究”。御史書成也上疏說這是小事，不用讓地方行政太分心使力，要將發展當做第一要務，地方領導天天去查人、夜夜去抓人，讀書的、借書的、買書賣書的被抓了一大批，本來是要維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麼搞下去，倒是要搞得政局動盪了，本意維穩，弄成搖穩，實在划不來，“懇將現在人犯悉行免釋”。
巡撫與御史其實說得非常在理，但乾隆哪聽得進去?不但聽不進，而且大發脾氣：你們身爲大清國臣子，看了這樣大逆不道的言辭，不但不進行調查，反而樂於傳誦!他一氣之下，摘了準泰與書成的烏紗帽。巡撫與御史是省部級高官，就爲這事掉了紅翎子，可見這在當時是影響巨大的政治大案。
處分文件一下，各地行政機器開始加大馬力運轉。到乾隆十八年，案子輾轉追查兩年，終於有點眉目了：是撫州衛千總盧魯生給稿傳抄的。盧魯生又供出南昌守備劉時達，說這僞稿，自己讀了，也借人讀了。
辦案的追查到此，早就人人疲勞，在提審盧魯生之際，便不再株連，直接叫盧承認僞稿案是他首爲，手段無非是紅鐵烙胸、竹籤釘指等，來俊臣與周興“鬼見愁”那類路數和坦白就放你走之類的勸詞，軟硬兼施，搞得盧魯生受不了，承認了僞稿是自己起草並傳播的。案子報到乾隆那裏，乾隆覺得有人擔罪，樂觀其成，雖覺其中漏洞百出，也就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這麼定案了。
只是，辦案人員對盧魯生的承諾並沒兌現，沒放他往人間走，捉他往地獄去了。乾隆十八年二月，這案快審快結，盧魯生被正法;三月，劉時達及盧魯生的長子和次子被判了斬監候，秋後處決。這事了結，衆生安寧，算是殺了他幾個，幸福千百人，一人擔了罪，萬人免了殃，盧魯生做了一件大好事。
這僞稿案真的是盧魯生乾的嗎?
據調查，盧魯生只是閱讀者，最多是傳播者，真犯則是江寧的官貴震與其小舅子鄭歧山。老官姓官，卻不是官家人，只是平民。他的作案動機也很簡單：泄憤。前幾年，他家門口修高速公路，他家沿街的房屋被推了。修路搞拆遷，老官不是不同意，而是補償不到位，與官府沒談攏。官府說，修高速公路，是公益事業，不補償你，也是應該的。老官說，這是我家私人財產，能說拆就拆嗎?大清朝廷要乾的事，一介小民何以抵擋得了?到底還是強行拆遷了，安居樂業的良民成了流離失所的遊民。
官貴震心懷不滿。不滿又如何?他能上訪嗎?這是國家政策，上訪也無濟於事。他能造反嗎?梭鏢鋤頭，能造什麼反?這是一場非常不對稱的對抗，一邊是武裝到牙齒的大清朝廷，另一邊是窮得叮噹響的一介草民。不對稱的對抗裏，留給弱者的，只有使用不正常的手段。老官沒讀過多少書，他就與其略通文墨的小舅子策劃了這一僞稿，要臭一臭乾隆。無他，只不過抒抒怨氣而已。
僞稿裏總結乾隆有“五不解”、“十大過”，究其實，還真是謠言。這書稿若真是孫嘉淦寫的，那可信度肯定比較高：他天天在領導身邊，領導乾的那些噁心事，他哪能不清楚?而一個遠離權力中心的山野漢子與街巷市民曉得什麼?無非是道聽途說加上想象就胡亂成篇。官氏是聰明人，他假借孫嘉淦，使書稿可信度大增;又因他是遊民，到處散發，這事就漸漸弄大了。
看起來，乾隆是謠言的受害者;但其實，謠言的真正製造者，不是別人，恰是乾隆自己。
乾隆有六下江南的壯舉，每下一次江南，他爽一次，百姓就苦一次。比如那次修高速公路，並不是爲了發展地方經濟，純粹是爲了乾隆舒服。乾隆要到江南來，江南地方官就加緊盤剝百姓，收稅的、拿人的、拆房的，接踵摩肩，他們還要給乾隆修御道、建賓館。不僅如此，乾隆來擾民，還是打着公益名號，列入國家重點工程的，所以徵民工開低工資，毀民房少給補償。不給羣衆造福，單給羣衆造禍，羣衆何以心服?
羣衆不服乾隆，但又奈何不了他，只能將一肚子怨氣鬱積起來，給他編謠言，暗地裏臭他一把。受乾隆之苦的只有官貴震嗎?不，大家都受夠了，所以謠言一出，大家都願意傳，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萬，僞稿案就這樣口耳相傳，你印我引，你賣我買，在全國廣而散發，人人傳播了。
僞稿案，乾隆擺平了，他以受害者的身份叫屈。他怎麼就沒想到，自己纔是謠言真正的製造者呢?乾隆爲自己申冤，卻給別人製造大量冤案，自以爲得計，其實是自掘墳墓。他痛恨謠言使自己形象受損，何止是個人形象受損?那是政權受損的問題。後世史家稱“康乾盛世轉型爲二千年變局，始自乾隆”，這話也不算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