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歷史上典型的黨派之爭事件分析，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黨爭這個詞，是古代封建王朝政治中的一個常見現象。現代在國內雖然已經削弱，然而也常有拉幫結派、結黨謀私一說;在國外則依然頻頻出現，尤其是選舉年，各黨派爲謀取共同或個人的政治經濟利益相互攻擊的不可開交，往往極盡能事，猶如大戲，然很少涉及身家性命。
而在我國古代，黨爭詞性從來都是貶義的，過程也是血腥的，黨爭的結果，輕則貶官流放，重則抄家斬首，黨首靈魂人物的興衰，關係到政治利益羣體，一榮皆榮，一枯皆枯。而且關於黨爭的演變，從最初的比周聚集，進一步到朋黨相爭，每個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黨”繁體字爲“黨”，是個常見字，而“黨”字屬於罕見字，只做姓氏用。“黨”字由“尚”與“黑”構成，《說文解字》解釋“黨”字爲“侵不鮮也”，即侵襲不鮮明(比如火勢較小)。《周禮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釋名》：“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可見，“黨”最早是指親族，相互關照，相互救護，因而便有黨長一說。
後來“比”和“黨”都引申爲聚集，並且黨明顯要比“比”厲害得多，然而都是貶義，如“比周”、“ 朋黨”等，於是如今有人形象地比喻“黨”是“幾個穿黑衣服的人聚集在屋子裏”，當然比較牽強。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通過，“黨”去掉“黑”字心，以“兒”取代，也可以說是以“尚”和“兄”組成，意味着兄弟們同堂議事，這是題外話。
黨在春秋時期逐漸變爲比周、朋黨。《荀子強國》：“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所謂的“比周”，比和黨一樣，也是指聚集，周是合羣。《論語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不結黨營私，然而合羣;小人不合羣，相互勾結，後來就用“比周”來形容結黨營私。
朋黨和比周危害性古人早就有提醒，《管子.法法》：“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楚辭哀時命》：“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戰國策.楚策一》：“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可見，如果結黨營私，蔽美揚惡，那麼就會威脅到統治者的權力，而如果能夠使得羣臣相互紛爭，不結黨，那麼這就是統治者爲政的藝術。
因而，自古以來，黨爭往往和統治者(皇帝)的權力分散衰弱有莫大關係。春秋戰國時期，周朝分封的諸侯國，封建意識強烈，因而即便是有小人比周，朋黨營私，諸侯爭霸，依然要名義上尊重周天子和諸侯君主，諸侯王國裏面的貴族靠分封認命，並不是結黨就可以得到分封，統治者有着與生俱來的權威。於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與國之間分分合合，大臣間結黨營私固然有，也掀不起大的波浪。
到了漢代，經過秦朝大統一，漢朝取而代之，因而周朝的分封制對人們的影響略微衰弱。在漢初，劉邦逐步剷除對統治有威脅的大臣，並且逐漸分封自己的子弟，此時，皇權穩固，衆大臣自身難保，更何談結黨營私?
然而呂后卻開了一個不好的頭，即便是劉邦有“非劉氏不得封王”，可是呂后依然我行我素，大臣們只能阿諛奉承，從此外戚干政成爲潮流。並且隨着朝代建立時間過長，雄才大略開國之主的威望和影響逐漸消失，子孫世襲的結果，使得皇權變得越來越脆弱，這給其他團體覬覦權力裂開了縫隙。
綜漢兩朝，外戚和宦官是典型的“比周”團體，尤其是東漢，宦官更是肆無忌憚，由於歷代皇帝大多幼年執政，因而只得依靠宦官來維護政權或者由宦官來決定“天子”所出，於是，宦官這類“變態人格”團體便成爲炙手可熱的權力中樞。而皇權自然不甘心，於是發生相互爭奪，黨錮之禍，最終導致漢代滅亡。然而當時只能叫同類，不能叫同黨，即便是有“同黨”一詞，因爲衆大臣大多數是爲了維護皇權和宦官進行鬥爭，並非相互之間結黨營私。
魏晉南北朝，朝代更迭頻仍，一代天子一朝臣，朝廷權力的更迭朝夕變幻，因而大臣文士們無所適從，不少只能追求超脫的玄學，來寄託自己的理想，因而在那個時期，文士們也是因爲共同的興趣愛好，相互結交，然而干涉不到統治者的權力中樞。因而縱觀魏晉南北朝，不少文士大臣因爲“結黨營私”罪名被殺，可是大多並沒有真正的結黨行爲。
到了唐代，纔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朋黨。這和漢代相似，在開國之初，唐太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納諫如流，皇權堅固，衆臣子只能俯首帖耳，盡職恪守，因而很難有結黨一說。同樣，和呂后相似，出現了武則天，於是，歷史又來了一個循環。
武則天要遠比呂后英明，呂后只是干涉朝政，而武則天則獨擅權柄，君臨天下。雖然也有豐功偉績，可是對李唐子弟大肆殺戮，造成李唐人才凋零，對李唐的皇權影響起到了削弱的作用。唐玄宗以後，不少皇帝不是病弱多病，就是懦弱無能，這給大臣覬覦權力創造了條件。
然而當時皇權穩固，統治權除李氏外無人敢染指，因而衆大臣和宦官只能在執政權(相權)上一爭高下，於是，朋黨便開始正式形成。其中以“牛李黨爭”最爲鼎盛，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爲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爲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將近40年。其中宦官團體勢力不時彰顯，甚至左右了黨爭走勢。
牛李黨爭，最初源自門閥制度的文化影響。雖然隋唐時期開科取士，可是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因而相互之間文化差異巨大，造成了在政見上相互攻擊的結果。其中牛黨是依靠進士出身的新興庶族地主，而李黨則是門閥世族的後代官僚。李黨提出“重用公卿子弟”、“罷進士科”;牛黨則當仁不讓，認爲開科取士是唐朝的立國根本。從最初的爭辯，到後來的貶謫，雙方針鋒相對，相互排斥，以至於許多有才之士被裹挾其中，任命運擺佈。
牛李黨爭，雖然最後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離開中央而結束，然而卻沒有贏家。從最初的對唐朝的統治造成了不可彌補的裂痕，對後代也影響劇烈，唐文宗雲：“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王船山謂：“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最終黨爭的結果，使得唐朝統治者權力衰弱，藩鎮割據，各自爲政，最後不得不落下帷幕。
到了宋代，黨爭愈甚，然而已經不完全是唐代的門閥制度和進士階層的爭鬥，由於科舉制度已經深入人心，官員大多爲進士出身，因而轉變爲對朝廷執政方略的政見上來。宋代黨爭，雖然宋初也有政見之爭，可是真正拉幫結派，相互攻訐，肇始於王安石的變法改革。
從北宋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以王安石爲首的新黨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保守派之間，相互爭鬥，相互貶斥，新舊黨爭前後凡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然而遍觀新舊黨爭，其實都是君子之爭，針對變法發表自己的政見，本來“兼聽則明”，然而以“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急功近利，不考慮變法需要循序漸進，因勢利導，以爲有皇帝支持，就可以雷厲風行，殊不知遭到外戚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反對，因而欲速則不達，最後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官員大多都有貶謫的經歷，新法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新舊黨爭，到了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去世後，便發生了性質改變。後來的宰相，往往缺乏容人之量，更無君子之風，挾私報復，因人費事，使得法規朝令夕改，官員晨朝暮貶，對社會生產力造成了極大破壞。而其中還有個變化，那就是朋黨之間也相互分裂，完全脫離了黨見，而變成了針對個人的打擊報復。
比如以蘇軾爲首的蜀黨和以程頤爲首的洛黨之爭，由於蘇軾爲進士出身，程頤則爲布衣出身;蘇軾生性豪爽，不拘小節，程頤則僵化守舊，死板教條;然而二人都是當時聲名顯赫的人物，門生故舊極多，因而由於二人的互相不對付，造成了相互門生弟子等相互傾軋，結果都是被貶，蘇軾最後貶謫儋州，病死常州，程頤官位被褫奪，病死洛陽。(詳情另文撰述)
北宋滅亡後，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不思進取，卻延續了北宋黨爭遺風，爭權奪勢，打擊異己，不過表面上來看，從變法之爭，轉變到主戰派和主和派上來。總體來看，主和派佔上風，主戰派處於弱勢，而黨同伐異的結果，使得南宋風雨飄搖，最後亡於蒙古人鐵騎之下。
明代的黨爭，也是伴隨着朝代的始終，而且是歷朝歷代最爲血腥的黨爭。從洪武年間淮西浙東兩大集團之爭;再到英宗代宗兩朝更迭中，奪門勳貴對景泰諸臣的反攻倒算;直到嘉靖朝“大禮議”帝黨舊臣水火難容終釀左順門事件，及晚期嚴黨獨大遍及天下，以至於徐階等“王學”諸臣不得不以小人之法“倒嚴”;至萬曆後三朝，朝廷內部以宣、昆、齊、楚、浙等區域爲小集團的黨爭輪番上演，至天啓朝終於演變成“閹黨”和所謂“東林黨”士大夫之爭。由於黨爭不斷，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長和反攻倒算，加速了朝廷執政權的撕裂，也使得明朝迅速敗亡。
明代的黨爭，往往不是朝廷上官吏的針鋒相對，而是朝野之間互造輿論，士林參與朝政議論的風氣從此而開。並且明代的黨爭，和前幾朝不同，以前只不過是貶官棄用流放，明朝則不整趴下不罷休，甚至是人格消滅，到了明末，閹黨對東林黨更是血腥鎮壓，使得許多東林黨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朝黨爭的結果，使得政如擺設，民不聊生，以至於明末崇禎皇帝臨死感嘆“諸臣之誤朕也”頗有幾分道理。
清朝建立政權後，對明代滅亡的教訓有着深刻的警惕，首先是防範漢人結黨，大興文字獄，對於有結黨嫌疑或者蛛絲馬跡的現象，立刻予以零容忍的高度打壓，斬首抄家都是小事，滿門抄斬誅滅九族時而有之，以至於官員大臣對自己的言行都非常謹慎。而對於同族權貴，也是絲毫不手軟，只要有覬覦皇權的舉動，都會被一一剪除。因而，終清代一朝，黨爭很少發生，然而官員之間的門生故舊的盤根錯節，卻愈演愈烈，形成一種暗的洪流，逐漸侵襲着統治者的根基。在遇到外因西方列強的侵略下，清朝帝國很快轟然倒塌，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就此終結。
終上所述，從先秦的比周、朋黨，結黨營私，到漢代的外戚宦官爭權，再到唐宋時期黨派的傾軋排斥、貶官流放，以及明代的針鋒相對、血腥屠殺，再到清代的由明變暗，賣官鬻爵，可以說，朋黨之爭貫穿於人類歷史，這也是人類羣居性的自然規律，很難避免。
只不過，有的朝代有的官員，純屬於政見不合的君子之爭，不落井下石;而有的人，則挾私泄憤，打擊報復，剷除異己，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而，無懼爭論，唯懼結黨，更懼小人結黨，那纔是社會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