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爲什麼棄官十年，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在父親包令儀悉心培養和恩師劉筠的言傳身教下，已經二十九歲的包拯終於得到了進士出身。而持進士及第的包拯在仕途上的光明前景也似乎是近在眼前了。
天聖五年(1027)，也就是包拯中舉的這一年，朝廷便授予包拯大理評事的官銜，還派他擔任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的知縣，一下子就成了八品官員。這建昌縣在當時可是個大縣，交通便捷，山川秀美，多名勝古蹟。包拯作爲初涉官場的新生能夠得到這樣的優差，足可見朝廷的重視了。然而，包拯此時卻向朝廷辭官，表示想要歸家休養。
爲什麼苦讀近二十餘載，一朝金榜題名的包拯會在仕途剛剛起步的時候就這樣“自毀前程”呢?
原來，當時的包令儀夫婦都年事已高了，身體也不是很好，而建昌縣與廬州兩地相隔數百千米，包令儀夫婦不願意長途奔波、離開故土，也不願家中的獨子遠離家鄉去做官。深受父母養育之恩的包拯便向朝廷上奏希望在廬州附近任職，以使忠孝得以兩全。朝廷也理解包拯的盡孝之心，讓包拯改任和州監稅，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縣，與當時的廬州相互爲鄰，不用包令儀夫婦長途奔波。
可是，當包拯回家請迎父母隨他上任時，包令儀夫婦仍是表示留戀故土，不願前往。年近而立之年的包拯雖然懷着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猶豫再三之後，認爲父母已經到了那麼大的年紀，爲之盡孝的日子已經不多了，而自己要爲國盡忠卻是來日方長。於是，包拯毅然辭官歸鄉，一心一意在家侍奉父母。
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一般的學子讀書人取得功名都是盼望着能早日做官，趕緊走馬上任，而只有在父母去世後，纔會回家丁憂居喪。包拯深知盡孝就應當在父母在世之時，爲報父母養育之恩，包拯便毅然決定離開仕途，“先盡孝後盡忠”。由此可見，包拯絕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祿的庸人，而是一個至忠至孝、淡泊名利的品德高尚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包拯在廬州侍奉雙親期間，天聖六年(1028)，包拯的恩師劉筠再次出知廬州。劉筠曾經三次擔任翰林學士，他很期望可以進入中書省或樞密院(前者以宰相爲首執掌行政大權，後者以樞密使爲首管理軍事)，能夠在更關鍵的位置爲國家更盡一份力，可是得到的仍只是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這樣的職位。
劉筠此時也是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因此劉筠便再次請求出知廬州。劉筠對廬州這個地方是很喜愛的，之前擔任廬州知府的時候，他就在城中建造了房屋，還建了一個書閣，以珍藏真宗皇帝曾經賜予他的所有書作，仁宗皇帝還親自書寫了“真宗聖文密奉之閣”的飛白賜予劉筠。
這次出任廬州知府，劉筠知道自己身體不好，更是在這裏造了墳墓，做了棺槨，還自撰了墓誌銘。兩年之後，也就是天聖八年(1030)，劉筠卒於廬州。
在這三年間，包拯經常在劉筠身邊耳濡目染，熟悉官場;研讀經史書籍，培養情操;探求治國安民之道。這些對包拯日後再次出仕、報國盡忠都有很大的助益。而劉筠的逝世，無疑對包拯是個很大的打擊，使包拯失去了一個難得的良師益友。
包拯一直在家精心侍奉父母，直到父母相繼去世。包拯將父母妥善地安葬之後，便在墓邊搭了一個草棚，爲父母守喪。當時的習俗是父母去世之後，子女要爲父母守喪三年。史書記載包拯守喪時稱：包拯三年守喪期間身心憔悴，節衣縮食。人們都稱其爲“墓旁孝子”。
一般來說，有官職在身的官員爲父母服喪之後，就可以立馬官復原職，再次做官的。而包拯三年喪期滿了之後，仍是不忍離去，他在除去喪服之後，依然時時徘徊於父母的墓邊，戀戀不捨。
又過了兩年之後，經過親友的多次勸勉，包拯終於決定離開故鄉，回到京城等候任命。這時，已經是景祐四年(1037)，距離包拯中舉得官，初涉仕途，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而在這十年間，與他同榜高中的人一個個已經青雲直上，有的已經飛黃騰達、身居高位。而包拯對此毫無怨言，可見他的盡孝完全是出自內心，而非“作秀”。
包拯認爲做官是爲國爲民謀福利，而不是爲謀取一己私利。而盡孝高於一切，只有能夠盡孝之人才能爲國盡忠。與包拯素有嫌隙的歐陽修也客觀地評價包拯說：“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包拯通過“先盡孝，後盡忠”，做到了忠孝兩全，在當時可以說是給所有官員做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吳奎在其《墓誌銘》中說：“(包拯)竭力於親，盡萃於君。”就是說包拯在盡忠、盡孝方面在當時是被充分肯定的。
包拯能夠清廉一生，譽滿朝野，也離不開妻子董氏的支持和輔助。董氏出身於官宦之家，自幼便讀書識字，可以說是知書達理。董氏與包拯成婚後，對包拯說：“大丈夫自然應當爲君上效力，家裏有我來照料雙親，我會像對親生父母一樣侍奉他們，你放心去參加科考吧。”於是，包拯留下賢惠的妻子在家照料父母，趕赴京城參加科舉。
而包拯考中進士，卻爲盡孝心而拋棄官位，此舉不僅沒有惹惱妻子，反而贏得了妻子的敬重。董氏理解丈夫“先盡孝後盡忠”的想法，心甘情願地陪伴丈夫奉養雙親。十年間，董氏一直無怨無悔地伴其左右。
包拯留傳下來唯一的一首詩，據他的“門生”張田說，便是包拯此時寫下的一首“明志詩”。詩曰：
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勿貽來者羞。
“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則是處世的要訣。筆直而細小的樹幹，一定會長成能夠支撐大廈的棟樑;百鍊的純鋼，決不會用做彎曲的鉤子。倉庫裏堆滿糧食，連老鼠、麻雀也會高興;田野裏寸草不生，連兔子、狐狸也會犯愁。
史冊上記載着古人許多寶貴的教訓，做官就要做好官，千萬不要留下恥辱之事，讓後人笑罵。這就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銘。他在詩中直抒胸臆，堂堂正正地表明瞭自己從政和爲人的道德準則，即清心治本，直道處世。
就這樣，包拯在處理完父母的喪事之後，帶着成爲國之棟樑、爲民造福、留名史冊的決心，告別家園，踏上征途，開始了他千古流芳的政治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