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晉陽起兵。
“晉陽起兵”是隋亡唐興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歷來爲史家所重視。但誰是起兵的決策者呢?可以說從唐初起這就是一樁疑案。
貞觀史臣如魏徵、房玄齡等，雖有“良史”、“直筆”之美稱，但他們修“國史”、“實錄” 皆是應太宗本人“自看國史”的要求撰錄的，“曲筆之惰”在所難免。關於“晉陽起兵”首謀決策人物的記載，就有貶低高祖，吹捧太宗之功的傾向。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均-致頌揚了太宗在“晉陽起兵”時的作用，都是沿襲唐初的《實錄》等史書的觀點。
“晉陽起兵”是叛隋的祕密行動，是在極其隱祕的情況下策劃的，其真相本不易知，及經貞觀史臣的篡改之後，就更難於探明它的究竟了.“晉陽起兵”的首謀決策人物，究竟是李淵還是李世民?作爲歷史上的疑案，曾引起學界的衆多討論。
有人認爲李淵是胸無大志沉溺於酒色的無能之輩，根本不能掀起反隋的風暴，他起兵取關中、建立唐王朝，主要是依靠的是李世民的謀略與戰功。而且，李淵的起兵最開始也是被迫的，是李世民拉他踏上了反隋的大船。這都是根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的記載：“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舊唐書》);“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書》);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之謀”，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資治通鑑》)。有的人對此持不同意見，他們對李淵的作用作了較高的評價。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爲：“後世往往以成敗論人，而國史復經勝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也說：“謂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則可，謂其純出太宗則遲矣”“謂其素無叛隋之心，固不可也”
要了解“晉陽起兵”的內幕，必須抹去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料的曲筆灰塵，才能顯露出歷史的真相。
實際上，李唐起兵反隋的全過程，自始至終都是李淵組織領導的。李淵是一個頗具雄心，且富於權謀，早有四方之志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早在“晉陽起兵” 前，他就曾命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派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爲反隋積蓄力量，作組織上的準備。接着，李淵又以策略手段，穩住了隋煬帝，掩蓋了自己叛隋的意圖，爲起兵爭取了充分的準備時間。李淵擔任太原留守之後，通過努力表現，逐漸獲得了太原周邊各種力量的支持，成爲北方部分力量尋求的新的保護傘人物。
早在大業七年(611年)，楊玄感起兵前，李淵任衛尉少卿往懷遠(今遼寧省朝陽縣附近)督運糧草、路過涿郡時，就曾與人密論過天下大事。楊玄感起兵後，他握有重兵，但始終遷延不發，表明他是一個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官僚、是個老謀深算的宿博。隋末之際，各路起兵反隋者大有人在，卻均以失敗而告終，惟李淵獲得了成功。歷史證明，他選擇的大業十三年於晉陽起兵，是一舉成功的最好戰機。
“晉陽起兵”是李淵久已在胸的反隋計劃的第一步。接着，他就攻入長安，“約法十二條”，很快地穩定了關中秩序，取得了做地主階級代理人的資格，順利地走完了從起兵到坐上皇位的全過程。他在隋末諸雄的角逐中，無疑是最有遠見的，因而取得了地主階級的擁護，建立了大唐王朝。
綜上所述，有理由認爲李世民是“晉陽起兵”的直接參加者和策劃者之一，但絕不是首謀決策者。大業十三年，李世民年僅二十歲，雖然在“解雁門之圍”等戰鬥中嶄露頭角，但無論從資歷還是聲望上，都無法蓋及李淵。他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的才智，參與了“晉陽起兵”，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事實，但他這些行動都是在李洲的‘授意” 下進行的;他在“晉陽起兵”時的組織和領導作用，是絕不會超過父親李淵的。
公平地說，參加“ 晉陽起兵”只是唐太宗走向政治舞臺的起點。正因爲如此，李世民的皇位，不能從合法的繼承方式取得，而只能經過“玄武門之變”這樣的手足殘殺事件取得。這種行動，當然受到了 封建法統與封建倫理的指責與非議。他當上皇帝后，就命史臣撰寫《國史》，爲自己辯護。史臣們鑑於太宗的功績和優秀的執政表現，也願意挖空心思，幫助他在“晉陽起兵”的密謀上略作文章，所以便委屈了唐高祖，突出太宗的主動地位，把太宗捧爲起兵的精心策劃者，使太宗成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這樣就能使他獲得的皇位更加“合法”。可是這樣一來，就留下了“千秋功罪，後人評說”的歷史疑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