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陽起兵：李淵中了美人計無奈謀反？

  在傳統的官方史書中，李世民運用美人計把昏聵無能的李淵給套住，然後逼迫他起兵伐隋，真相是這樣嗎？或許這是一個被虛構的故事，據劍橋中國史記載，李淵起兵實有內情。　　西方、日本以及海外的研究結果普遍認爲：“有些重要情況可能是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因太宗本人的堅持而編造出來的。……根據從前被忽視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歷史學家已經能夠對唐朝創立史的傳統說法中的某些偏見和歪曲之處做出訂正。”(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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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學者也認爲：“由於官修史籍的不真實，晉陽起兵的內幕幾乎被掩蓋了。突出地頌揚李世民，而其他人則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沒，或者被歪曲。……同時，舊史籍裏還塞進了一些虛構的情節，渲染李淵的荒淫無能，以襯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趙克堯、許道勳《唐太宗傳》)新的研究結論指出，李世民在晉陽首義和唐朝創建的過程中並不像舊史籍所塑造的那麼英明神武和居功至偉，而李淵也並不像舊史籍所描述的那麼猥瑣不堪。相反，“李淵此人雄才大略，讀太原起兵時記室參軍溫大雅所記《大唐創業起居注》可知。從隋大業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以前，李淵一直是最高決策者和全局指揮者。……只因玄武門之變後李淵的政權爲李世民所奪取……貞觀朝纂修《高祖實錄》就把太原起兵說成李世民所主謀，統一天下也幾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勞，李淵被誣爲坐享其成。”(黃永年《唐史十二講》)　　事實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貞觀年間對相關“實錄”的修纂工作進行了干預，從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歷史事實。而後來編修的“國史”，以及承用國史的兩《唐書》，包括更後出的《資治通鑑》皆因襲而不改，致使晉陽起兵和唐朝創立史的部分真相從此湮沒不彰。在衆多學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該書的作者溫大雅是太原人，史稱其“少好學，以才辯知名”；曾任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後因父憂去職，回晉陽閒居，見天下大亂而不求仕進。李淵到太原後，和他成爲朋友，並慕其文名而“甚禮之”。李淵起兵後，溫大雅被任命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舊唐書·溫大雅傳》)　　很顯然，由這樣一位晉陽起兵的親歷者所撰寫的史料，其真實性肯定要遠遠大於唐朝建國後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劍橋中國隋唐史》稱他爲“唐朝建立的目擊者”。那麼，這位歷史現場的目擊者到底都目擊了一些什麼呢？我們在前文說過，其實早在大業九年(公元613年)，李淵就已經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業的念頭，所以纔會在涿郡與楊廣近臣宇文士及進行密謀，只是後來因時機尚未成熟而暫時隱忍。根據溫大雅的記載，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當李淵以安撫大使的身份進駐太原時，他纔會“私喜此行，以爲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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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淵因兵敗遭到免職處分並就地拘押。其實這個時候李淵就已經下定起兵的決心了，之所以沒有發動，只是因爲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東，李淵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記載，其實當時並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勸說李淵，反而是李淵主動對李世民說：“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意指遭受囚禁)，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笑。”很顯然，此時李淵的頭腦非常清醒，他本來是想等三個兒子齊集太原後再起事，不料卻突然遭到囚禁，於是馬上叮囑李世民，如果情況沒有好轉，他們三兄弟必須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斃，遭天下英雄恥笑。　　由此可見，李淵之所以遲遲不動手，是因爲條件尚未成熟，而不是優柔寡斷。所以當後來隋煬帝又赦免他時，李淵便對李世民說：“當見機而作！”隨後立即行動起來，命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命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積極建立起義的核心力量。但是直到此刻，李淵還是不能動手。因爲他身邊安插着兩顆釘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們是隋煬帝楊廣的親信，特意安插在李淵身邊，目的就是監視和制約他。　　李淵雖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夠調動的兵力也極爲有限。按照隋制，原則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調遣軍隊的權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發兵千人以上，就要被處以死罪。所以，李淵要想擁有足夠的兵力起事，就必須獲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須有充足的理由徵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對楊廣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們入夥幾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暴露自己，所以李淵絕不能冒這個險。

　　那麼，如何才能獲得充足的理由徵兵，並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李淵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機會。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馬邑軍官劉武周突然發動兵變，殺了太守王仁恭，佔據郡城，自立爲定楊天子。李淵笑了。這真是天賜良機。他私下對王威和高君雅說：“武周雖無所能，卻敢僭稱尊號。萬一他佔據汾陽行宮，而我等又不能將其剪除，此乃滅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覺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陽行宮所在的樓煩郡(今山西靜樂縣)與馬邑郡相鄰，裏面不但儲積了無數錢帛，而且住着很多宮女，很可能成爲劉武周的下一個攻擊目標。所以，他們極力要求李淵趕緊徵兵，以*劉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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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王夫之的說法，李世民的表現是“勇於有爲”，而李淵的表現則是“堅忍自持”。（《讀通鑑論》卷二十）從某種程度上說，也許正是由於李淵父子在起兵叛隋、締造大業的進程中既能保持戰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爲方式上的差異性互補，才能確保起兵的成功，並迅速崛起於羣雄之間，最終開創大唐王朝。

　　那麼西方的這些研究結果是否也是公正的呢？雖然古代史官喜歡用春秋筆法進行歷史記錄，但是如果涉及到高祖之事，他們敢加以貶低嗎？還是說，李世民真的做了幕後推手了呢？一切似乎都是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