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爲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着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
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爲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
“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
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
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爲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籍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爲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
“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爲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
“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爲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
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
“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爲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爲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
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着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