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遙望歷史的河流，感受歷史的滄桑，和小編一起走進了解唐朝的故事。
唐朝初期的安全形勢和漢初相似，因經歷了隋末長時間的社會動盪和統一戰爭，社會經濟一片凋敝，廣大人民食不果腹。雄踞北方的東突厥汗國由於人口大增，實力得到大大增強，東突厥汗國不僅是唐朝北方與西北地區各邦族的主宰者，隋末唐初的幾個中原割據政權也都臣屬之，其強大的勢力對唐朝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東突厥始畢可汗在馬邑劉武和朔方樑師都的引誘下，趁唐朝國力虛弱和忙於國內統一戰爭，無暇北顧之機，大肆入侵唐朝北境。從武德二年(619 年)到武德九年(626 年)期間，東突厥汗國幾乎每年都要在夏秋季節率兵南下，有時能深入到唐朝腹地關中渭水北岸，嚴重威脅着唐王朝的統治。唐突雙方就在這一形勢背景下展開和戰鬥爭。
唐高祖李淵對東突厥的戰略
伴隨着李唐勢力的快速崛起，突厥統治者開始認識到唐王朝如果順利完成統一則必會對突厥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突厥就採取了支持反唐勢力的策略並對唐朝開始發動戰爭。唐與東突厥的鬥爭過程從唐朝建立的七世紀初葉到唐太宗貞觀四年。期間，雙方彼此征戰，重要的戰役主要是有馬邑之戰、五龍阪之戰、渭水之盟和定襄之戰等戰役。事實證明，唐朝立國之初的外交隱忍、安撫及防禦政策同樣沒有換來真正的和平。
公元 618 年，李淵在長安登基建立唐朝，也就是武德元年，東突厥使節來賀，行止狂妄傲慢，"使者每來多橫驕"，李淵都特別容忍，不僅隆重款待，甚至奉爲上賓，與自己並肩而坐，"引升御座"。就在同一年，突厥及其支持的割據勢力入侵唐朝邊境六次。
武德二年(619 年)，東突厥可汗去世，李淵特爲其在長安奉行哀悼祭祀之禮，停止朝會三日，命文物百官前往突厥駐大唐所在處弔喪，並派官員出使東突厥汗國，贈送葬衣綢緞三萬匹。同年，突厥處羅即位，發動對唐邊境多達二十四次的侵犯。隨着唐朝政治和軍事實力的迅速增長,讓突厥漸漸看到了其將欲一統中原的趨勢,這在客觀上刺激了突厥在更大範圍上對唐朝的侵犯和襲擾。
李淵最後接受封德彝的建議，進行和戰兩手策略，一方面遣使謀與東突厥修好，"厚與金還之"，另方面也命令李建成、李世民分路抗擊，雙方在邊境來往征戰多次，最後東突厥提出和親，之後撤兵並願歸還馬邑給唐。"馬邑之戰"意義重大，對唐朝而言，它意味唐朝面對東突厥予取予求的主動攻勢已不再一味忍讓，其背後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唐朝已逐漸掃平北方多數的割據勢力，統一中原，實力得到明顯的增強。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唐朝基本平定了各割據勢力,天下初定。突厥方面，頡利的侵略變本加厲，嚴重地威脅着唐朝政權的鞏固和大局的統一。從武德元年至武德十年的九年間，突厥對唐朝的侵犯次數總共有 132 次之多。
唐太宗時期對東突厥的戰略
從有關史料看，唐太宗在位 23 年，先後打了六場戰爭。客觀的說，這些戰爭都屬於防守反擊類的。在"清靜無爲"治國方針的指導下，唐太宗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除必要時發兵反擊外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採取"納賄求和"或"許婚求和"的策略。當然這種安撫爲主的綏靖政策是不可能換來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的。
就在唐太宗繼位當日，東突厥頡利可汗親率大軍入侵唐土，並派遣特使到長安，一方面觀察唐內部政治和軍事情況，另一方面則有意恐嚇李世民，謂突厥百萬大軍將至。八月二十八日，頡利可汗親率大軍兵臨長安城下，儘管名將尉遲敬德在涇陽之戰打了場勝仗，但依然無法抵擋頡利大軍，迫使唐太宗御駕親征，雙方於長安近郊的渭水便橋遭遇，形勢兇險。"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遂請和"。
東突厥撤退之後，唐太宗對大臣說："吾即位日尚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尤且當靜以撫之。一與之戰，所損甚多;虜結怨矣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啖以金帛，彼既得之所欲也，理當自退矣"，自此之後，太宗常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德殿庭，太宗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鬥戰，亦望汝前無橫敵。"
武德九年到貞觀三年，唐朝與突厥之間的軍事衝突都源於突厥的主動進攻。武德九年的便橋盟約，突厥是出於擴張勢力範圍的考慮;貞觀三年進擾河西，突厥是出於緩解國內矛盾的考慮。在兩次大的武裝衝突中，唐朝均處於戰略防守態勢。
在突厥執意進犯的情況下，貞觀三年(公元 629 年)，唐太宗命令李靖率軍討伐東突厥。貞觀四年(公元 630 年)，李靖軍隊與東突厥在定襄進行了一場激戰，唐朝軍隊取得了這場反擊戰爭的勝利並生擒突厥頡利可汗。
在打敗東突厥汗國後，關於如何安置所領人民歸降部落，引起當時唐朝大臣們的廣泛爭論，多數大臣都主張把東突厥各部落拆散，徙居唐朝內地，使其接受中原禮教，不再危害。
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北狄自古爲中國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袞、豫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以耕織,可以化胡虜爲民,永空塞北之地。"
魏徵則表示反對，認爲應將突厥部安置塞外，以免成爲中原心腹之患。所謂："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仇……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以內地居之，今降者已至十萬，數年後，滋息過倍，必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也，將爲後患矣……"
中書令文彥博則反駁認爲，中原天子有着養育天下來歸附臣民的義務，因此應比照漢朝對待投降匈奴的措施，將東突厥臣民徙居中原內地，所謂："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部歸附，陛下若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也，況阻四夷之意，臣愚以謂不可，宜處之河南之地。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
唐太宗最後採納了文彥博的建議。太宗之所以採納文彥博的意見，主要是因爲他的意見有如下優點：第一，保持突厥人遊牧生活，並存養之，而存養乃表述大地生育萬物之博大胸懷也。第二，置突厥於塞下即唐北疆之內，並存其部落，扞蔽北疆。第三，"有教無類"，乃聖人之教;既存養之，又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可變夷狄爲華夏民。第四，突厥勇敢猶善戰，可選其酋長，充當宿衛。突厥畏唐之威，懷唐之德，無所患也。
此處可以看出，在安置外族降民的措施政見儘管有所不同，但作爲決策者的唐太宗還是本着寬厚仁慈，四海一家的思想來對待東突厥歸降一事。唐太宗做出如此的決定正是踐行了古代聖人之說教"厚德載物"的精神。此外，唐朝還任命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任命突利可汗爲右位大將軍、北平郡王。這些都是在唐朝位高權重的職位。
對於突厥劼利可汗的處置，唐太宗在順天門城樓，陳列大量文物，召見劼利並細數其罪過。唐太宗雲說："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劼利痛苦謝罪。貞觀六年，任命他爲右衛大將軍。從上面的史實可以看出唐太宗開明的政策和寬廣的胸懷，不計前嫌，知人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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