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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是改革的必備條件，要改變朝廷的腐敗局面，必須掌握真實的權力。
張居正多次試探，萬曆皇帝對他掌權的態度。萬曆四年(公元1576年)，御史劉臺疏劾張居正擅作威福，目無朝廷;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一些同僚參劾張居正父死不奔喪，在於留戀首輔大權;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戶部員外郎王用汲彈劾張居正擅作威福，獨攬朝綱。張居正多次上疏請求退休，以謝彈劾之人，都被皇帝懇切挽留而止。
張居正從中掂出劾者所扣帽子的分量，明白“高位不可久竊，大權不可久居”，擔心這些言論會引起皇帝的疑慮，自己可能“中奇禍而不能自保”。皇帝對張首輔說：“先生功大，朕無以爲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
萬曆皇帝懶惰成性，他不習慣張居正遇事兢兢業業的作風。皇帝貪奢淫逸，熱衷於宮廷氣派，多次要求增加宮中的奢糜用度，屢次受到張居正的諫阻。
皇帝派心腹太監張誠，刺探張居正的行居，張誠聽信反對派的惡言，密報張居正“寶藏逾天府”。萬曆七年(公元1579年)，皇帝命令內閣擬旨晉封自己的岳父王偉爲永年伯，兩年後，又命令內閣擬旨將王偉的弟弟、兒子晉封爵位，要求世襲。張居正引用祖宗對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職世襲待遇上，堅持不能破例，這讓皇帝心埋牴觸與不快。
張居正忤旨獨斷，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也得罪了外戚。張居正結怨於皇家，身後付出慘重代價成了必然的事情。
萬曆皇帝支持張居正掌權處理朝政，完全出於迫不得已，是從皇家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選擇。對於朱明朝廷來說，張居正不過是一條善於捕獵的走狗，小皇帝需要張居正去挽救頹危的朱明朝廷，一旦張首輔棄世歸天，這具屍體對於皇帝來說，己經沒有任何用處。
張首輔威風凜凜的形象，帝師嚴厲斥責的聲音，權臣行使權力的姿態，太師以身作則的身影，一幕幕，都在已經親政的皇帝的腦中閃現。至於首輔當年勞瘁心骨、棄家忘身的精神，非議滿朝、左右受敵的處境，使大明國庫積金四百餘萬兩、存糧可支十年之需的功績，統統都化爲烏有。
這時，皇帝心中燃起的是權力旁落的妒忌心理，一心“追仇居正”，抄家得銀。而抄籍張家所得，還不及萬曆皇帝此後的一次性奢侈花費。張居正去世的第二年，萬曆皇帝以各種名目從國庫中支取銀兩，一年即超支一百七十六萬餘兩。
天啓、崇禎年間，國力衰微，險象叢生，這時，人們開始記起了起衰振隳的張居正。先是御史鄒元標，建議肯定張居正的功績，接着禮部侍郎羅喻義，爲張居正訟冤。至崇禎十三年(公元1641年)，尚書李日宣等建言說，張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論定”，思宗准奏，至此，張居正纔得到朝廷公正的評價。這時候，有人在張家的故宅題詩說：“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崇禎年間，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敝，與安徽一位叫俞塞的朋友，議論說：“先相國的事實具在，史家爲何多批評文字?”俞塞說：“有人詆相國爲奸相，過頭了，我以爲是位權相。然而，權相與奸相的距離只有頭髮絲那麼一點點。可惜，當時沒有用賢相的頭銜勉勵他，以至給世人留下議論的口實。”張同敝默認俞塞的這番評論。
以後數百年，大多數人肯定張居正富國強兵的功績，也有人批評他氣量狹窄、不能容人的缺陷，不少人則在交結馮保、不奔父喪之類事情上糾纏。明朝有宰輔一百七十餘人，有誰能像張居正那樣受到人們的關注?崇禎年間的蘇汝良稱說：“幾人相業似江陵?”清初蔡瞻岷乾脆說：“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異口同聲，人們在爲張居正打抱不平。
張居正以首輔扶佐皇帝的權力沒有用去謀求私利，明末清初的祝石說他是“振絕古今之大英雄”。直到民國初年，甘肅樑士選還稱他爲“救時之才”。
“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是指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全盤否定，推翻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明代後期，朝政腐敗骯髒，是對張居正改革的一種報復。
萬曆皇帝推倒了張居正，也將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推倒了。崇禎皇帝思念救國之才，給張居正恢復名譽，然而，時過境遷，想要挽救瀕危明帝國大廈於即倒，已經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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