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滅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西漢天才政論家賈誼的經典斷語，被後世廣泛引用，似乎坐實了“秦朝亡於法家”這一結論。
賈誼的水平毋容置疑，但任何人發表觀點都免不了會自帶立場。在秦朝時，統治階層信奉法家、對儒家無情打壓，讓世代儒生憤憤不平。而隨着秦朝的曇花一現，憋了一肚子火的儒生自然會把其原因一股腦的歸咎於嚴刑峻法。但實際上，西漢的刑罰並沒有比秦朝寬鬆多少。
秦朝迅速滅亡的首要原因並不能歸於某一種思潮，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其中，統治者對法家體系的破壞可以被視爲主因。
根據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觀點，法家治國體系講究法、術、勢的三位一體。
所謂法，就是法令，相對於儒生提倡的“仁政、道德”等難以量化、落實的概念性事物，具體的法令條款開放透明，具備簡單易懂、便於執行的特徵，而且還能避免人爲干擾因素，很夠很好地幫助統治者維護集權、安定秩序，有效維護政權利益;
術可以理解爲帝王駕馭臣子的權謀，即所謂的帝王之術;
勢就是權勢，“勢者，勝衆之資也”，它是帝王掌控臣民的資本;掌握了權勢，才能使臣子、百姓被自己驅動。
因此，法家主張的本質，說白了就是用物質與精神獎賞爲刺激，迫使人們爲了自己的利益、榮譽而孜孜不倦地爲封建政權賣命。以軍隊爲例，秦國之所以能打造起一支令六國聞風喪膽的虎狼之師，祕訣就在於嚴密的軍功爵制提供的巨大誘惑。因此，後世的封建軍隊基本都延續了這一思路。
但這種體系想要有效落實，有着嚴格的前提條件。
首先，《商君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壹民理論”：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即要對官員和百姓統一獎懲、統一教化;帝王褒揚一個人，只能基於一個標準：對方對國家的貢獻，而不能源於任何的帝王個人喜好;教育百姓，也只能用一種理論，避免思維混亂、對社會造成負面衝擊。如此一來，就能把所有資源集中到一個目標上來，形成巨大的推動力。
其次，法家認爲“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即帝王不能事必躬親，而是要充分發揮臣子的作用。但這一主張的出發點卻很腹黑：
其一，人無完人，帝王做得多、犯錯的機會就隨之變多，將會嚴重損害自己的威嚴;
其二，啥都讓帝王幹了，臣子就會變得庸庸碌碌。閒則生事，這些人反而會成爲政權的負擔和危害。
也就是說，法家的目的是爲了加強王權，但這一過程對帝王本人有着極高的要求：要頭腦清晰、公私分明、意志堅定、壓制慾望，善於使用獎懲、利害關係驅動臣子爲自己賣命。
而無論秦始皇還是秦二世，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法家的體系。
秦始皇首次把法家治國理念推廣到全國，推動古代國家治理模式由貴族分封制邁進郡縣制，奠定了後世兩千年的基礎。但他本身的一些做法，實際上也違背了法家所推崇的主張。
如上文所提，法家反對帝王事必躬親，但秦始皇在位期間的表現卻與此完全相反，他是出了名的勤政：“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事無鉅細都由其本人定奪，他甚至以重量來計算自己每天要處理的文書數量，若沒完成指標，當天決不休息。
這一作風，體現出秦始皇對如何管理好新的大一統王朝的緊迫壓力與責任感。同時，得益於他的傑出才能，也有效維持了草創大一統王朝的短暫穩定。
但從長遠來看，這也帶來了負面作用：權力過於集中於帝王之手，大臣們的積極性、能動性被削弱，假如繼任者素質太差，那將是災難性的結果。秦二世恰恰驗證了這一理論。
此外，秦末農民起義的導火索，源於朝廷無節制的大興土木、徵調徭役，但這一做法其實正是法家強烈反對的。
實際上，若對照《韓非子·亡徵》中所列舉的數十種國家滅亡徵兆，秦朝踩紅線的地方不是一點兩點：
“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即：輕視法令而好用計謀、荒廢內政而依賴外援的，可能滅亡。秦二世、趙高、李斯這三人的組合，正是玩弄權謀的典型。他們爲了威懾朝廷內外，肆意修改法令、加重刑罰，甚至還搞出了“指鹿爲馬”這種荒謬的陰謀，導致統治腹地關中都人人自危。根基已動，秦人再也沒有以往那種愈挫愈勇、悍不畏死的作風，戰鬥力直線滑坡;
“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窮奢極欲、過度消耗百姓人力財力的，國家一定長久不了。這一點就不需過多解釋了。
“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君主聽取某一位高官的意見，卻不去驗證相應意見的真實性，政權可能滅亡。這就是所謂的“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秦二世與趙高，正是活生生的反面寫照。
“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君主善惡不分、毫無原則，國家將亡。這說的正是秦二世以及趙高等人。
“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君主爲人兇狠不和善、剛愎自用、自以爲是，國家極有可能滅亡。
......
像上面這種與法家理念背道而馳的行徑，秦二世君臣幹得簡直不要太多，在此不一一列舉，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亡徵》篇。
誠然，法家的思想確實存在着時代侷限性，比如過度強調用利益駕馭民衆，注重人們的獸性卻忽視了溫情;
主張“辱民、貧民、弱民”，讓老百姓爲了生存不得不拼盡全力，過於殘忍無情;
強調“殺力”，即通過戰爭，外殺強敵、內去強民，既去掉了刺兒頭，又能增加人們內心的恐懼感，從而把他們凝聚在一起。(這一幕似曾相識，如今的國際上經常上演)
但這些並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相反，這些主張，在後世的兩千多年中反而淪爲了被無數統治者尊崇的“帝王之術”。
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除了對法家體系的破壞外，原有思路難以適合新形勢也是不容忽視的原因。
法家的治國理念有一大特點——見效快但作風剛猛，在推行之初，必然會招致各階層的反抗。當初商鞅在秦國變法時，爲了鎮壓反對者，曾經“臨渭淪囚，渭水盡赤”，所殺犯人之多，讓渭水爲之變色。
由於當時的秦國疆域幾乎限定在關中地區，對這一有限區域實行有效控制並不是什麼難事。通過嚴酷的國家機器鎮撫，變法順利推行十年，結果立竿見影：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十年過後，人們從變法中嚐到了甜頭，無數平頭老百姓通過農、戰封爵受賞，一舉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於是他們情不自禁的紛紛表示“商鞅變法好、商鞅變法秒”。
因此，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要將變法推行到六國，同樣會招致激烈的反抗。但以那時的交通技術條件，要實現對廣闊疆域的有效控制並非難事，更可況秦二世的所作所爲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承受的極限。因此，當陳勝吳廣起義爆發時，兵力主要集中在長城及嶺南的秦朝無法做出及時反應，給了起義肆意蔓延擴張的機會。
當然了，如賈誼所言：“攻守之勢異也”，隨着時代的變化，當初支撐秦國崛起的變法也應該隨之改變。當初秦國的變法及所以奏效，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實敵人的存在，爲人們通過“農戰”獲取功名爵位提供了可能。而隨着秦朝統一華夏，曾經的敵人都成了子民，征服新敵人(如匈奴)的必要性並沒有那麼迫切，這就使原有的體系突然失去了着力點。
這種情況下，秦朝統治者應當適時調整治國方針，順應全新時代特徵的需要。但也許是沒有前車之鑑的原因，秦朝帝王不但沒有改弦易張，反而基於對原有體系的迷信，一味地延續已顯得僵化的嚴刑峻法，甚至還走向了讓人聞之色變的極端。最終，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六國貴族趁機復辟。
也許這就是不“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代價。
因此，秦朝的曇花一現，也許正是敗在了沒有前車之鑑，不得不吞下創新帶來的惡果。而他們的悲劇，卻爲漢朝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例子，無論是郡國並行制，還是外在柔和、內在嚴酷的治國套路，漢朝逐漸摸索出一條通行千年的大一統王朝治理新模式。從這個角度來看，秦朝並不是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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