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商鞅變法，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認爲商鞅變法的成果，在秦朝統一後就失去了效用，甚至把秦朝滅亡的責任推卸給商鞅變法，是極不恰當的觀點，這種觀點沒看清楚商鞅變法的實質，更混淆了商鞅變法與秦法之間的關係。
估計有人要反駁我，秦法難道不是商鞅變法的具體表現形式?秦法中最重要的幾部法律，難道不是商鞅本人主持修訂的?
商鞅變法的本質及其歷史價值
千萬別被一個“法”字誤導，把目光全盯在了法律實操層面，而是首先要把握商鞅變法的本質，探究它究竟變了什麼。
以我個人觀點，商鞅變法這個稱謂其實不妥當，應該叫“商鞅革命”!
“革命”不一定指對政權的武力顛覆，凡是相對於原有系統顛覆性的建設，都可以叫革命，它可以發生在一個政權內部。我認爲中國迄今爲止只有過三次革命：湯武革命、商鞅革命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結構，建立了民主政體，這個大家很熟悉，不細述。
湯武革命的意義是什麼呢?它不光是朝代更替這麼簡單，更主要的是，其社會結構發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中國的歷史從部落邦聯制結構，演化到封建制結構。
支撐封建制的三根柱石，就是周公創建的井田制(經濟)、宗法制(社會)和分封制(政治)。周王朝的興起源於此，敗落也源於此。
井田制其實是奴隸制莊園經濟的表現形式，它固化了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維護的是大大小小的奴隸主利益。
宗法制以嫡庶概念將全社會人爲分層，形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幾個階層，本質上它是替貴族階層的長期利益，修築了一道防火牆。
分封制採取王室成員分治地方的模式，將整個天下變成一個“大家族”，形成“家天下”的政治結構，達到拱衛王權，維護周王室共主地位的目的。
封建制在西周初期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極大地推動了人類進步，可到後期出現了大問題：井田制不適應農業經濟的規模化趨勢，自發的土地兼併事實上摧毀了井田制;宗法制在保障貴族權益的同時，也遏制不住他們向上一個階層躍進的野心;分封制下的諸侯，血緣關係越來越遠，誰都不願意拿天子當共主。
由此就出現了孔子口中的“禮壞樂崩”，天下一盤沙沙、分崩離析，於是戰亂迭起，民不聊生。
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天下迎來社會變革的高潮期，所有都認爲當時的社會已經沒治了，都想開出治國良方，於是“百家爭鳴”，“變法圖強”。相對於李悝、吳起、申不害等人的局部修補術，商鞅變法則是推倒重建!
那麼，商鞅到底變了啥?一句話可以概括：推翻封建制，建立以王權爲核心的大一統社會，採取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
商鞅所架構的社會，經濟上沒了奴隸主對經濟的制約和盤剝;全社會只有皇帝一個人享有特權，其他人都叫“編戶齊民”，從階梯型社會關係變成“平等型”;以中央集權直接行使對地方的領導和控制，不再有代理人的存在。
到了秦始皇時期，用一個“皇帝”的標誌，與西周的“王”做了個區隔，歷史上我們把從秦朝到清朝，叫做帝制社會。因此，商鞅變法的成果管用了2000多年，我們不能把秦朝的滅亡歸罪於商鞅變法。
秦法與商鞅變法的關係
秦法是商鞅變法的具體落地政策，可是我們要知道，每一項“務實”的政策，其生命力遠沒有“務虛”的理論長。政策需要因時、因地調整，可指導思想不能變。
從商鞅變法到秦朝滅亡，歷時150年，期間秦朝的法律不斷在變化。有人說秦亡於嚴苛的法律，這種說法既對又不對。法律本來就是很嚴肅的，“苛”是法律不適應環境的體現，是可調整的東西，是特定環境下的說法。
比如說秦法規定，沒有身份證明不能住宿，在當時屬於先例，百姓肯定一時難以適應，今天也還是這個政策，你會說它“苛嚴”嗎?
再比如說，秦二世修改法律，增加了對農民的稅收和徭役，導致天下民怨沸騰，這個秦法的弊端能歸咎於商鞅變法嗎?
所以，秦法不能代表商鞅變法，它只是踐行商鞅變法精神的工具之一，是否恰當取決於當事人的執政水平。就像當今社會，在一片否定社會主義的聲浪中，我們爲何卻能逆勢崛起?
二世而亡的責任究竟該由誰承擔
有人把二世而亡歸咎於秦法，我不否認，可是未免表面化。
個人認爲，商鞅變法後，秦朝在消滅了宗法勢力後，過於迷信秦法的萬能特性，忽視了維護皇權的政治勢力的培養，使皇權變成了無源之水。
皇權不等於皇帝，更不等於龍袍、龍椅，它代表帝國的政治決策力和掌控力。所以它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名字叫皇權，但絕不是皇帝一個人可以駕馭的。
正因爲如此，歷朝歷代圍繞皇權都有一股或多股政治勢力，他們與皇帝之間相互支撐，又相互制約，讓國家決策始終處於一個動態平衡狀態。
這種結構雖有弊端，但總的來說利大於弊。我們都知道，皇帝不是憑能力上位，而是靠出身，皇帝的個人能力，乃至品行的滑坡，幾乎是必然的趨勢，如果沒有政治集團的補充，是不可想象的。
商鞅變法幹掉了秦國最大的政治勢力老秦貴族，可老秦貴族下臺後，誰是皇權的平衡勢力呢?沒有!政治勢力的缺失，纔是秦二世而亡的根!
趙高一個宦官憑什麼能權勢熏天?丞相李斯等人爲何就搞不定趙高?秦二世才上臺兩年，秦朝就搖搖欲墜?簡單說，秦二世個人就代表了皇權，趙高又能巧借皇權，個人決策根本沒有糾錯機制保障，所以帝國脆弱不堪。
客觀來講，這個責任不是秦二世個人能承擔的，也不是秦始皇、商鞅能承擔的，我們也是從“歷史的大數據”纔看清：原來，那時候還真沒有可以與皇權並駕齊驅的政治勢力。
我曾經撰文闡述了自己對秦亡漢興的認識：秦亡於舊貴族集團(項羽等六國貴族後裔)和新興士族集團(劉邦、陳平、韓信等)的聯合絞殺，最後順應了歷史發展規律的新興士族集團，又打敗了舊貴族集團，建立了大漢。
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的士族集團，從那時候開始走上了歷史的舞臺，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因此，秦朝的滅亡是歷史的宿命，它就像一個母胎，孕育了士族階級這個胎兒。
類似的情況發生於王莽的新朝，這個跟秦朝一樣短壽的王朝，成了孕育豪門士族集團的母體。還有短命的隋朝，它催生了庶族集團的閃亮登場。
三個短命王朝，承擔的歷史使命卻如此重要，這大概就是歷史的宿命吧!
